翻译在文化传播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快、综合国力越来越强，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将会越来越频繁和紧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也将会愈加深入。中华典籍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构成元素，获得了越来越多外国友人的青睐。

　　随着16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入华，中华典籍便随之被译介传播出去。到了近代，国人也开始参与到典籍对外译介活动中。文化强国战略提出后，更是将这一事业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有鉴于此，有必要对中华典籍外译的内外部要素进行整体且深入的反思。

　　中华典籍外译的选材结构需优化。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学者大多将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儒家经籍和道家经籍等作为主要选材对象。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华典籍翻译数量的骤增，典籍的经典性和代表性成为翻译选材的主要考虑因素。如《大中华文库》第一工程就选取了110种经典，其中思想学术经典21种、历史经典10种、文学经典55种、科技经典15种、军事经典9种。我国典籍卷帙浩繁，有些典籍如《论语》《道德经》等不断被重译，然而尚有很多典籍没有得到翻译。因此，有必要优化中华典籍外译的选材结构，以便全面反映我国古代文化各方面的卓越成就。选材的总体原则应考虑到以下三点：一是优先选取尚无译本且意义重大的中华典籍；二是在各类冷门典籍中优先将代表性的著作翻译出去，如农学典籍、地学典籍、历学典籍等；三是对于已有译本的典籍，如果不存在误译，尽量不再翻译。

　　中华典籍外译应以归化为主，注重传达思想性。中华典籍外译的对象是外国读者，一般而言，面对外国读者的翻译，应以归化翻译为主、异化翻译为辅。以归化法为主，是考虑到外国读者的接受问题。金克木曾将“翻译”比作“接枝”。他认为，印度佛典传入中国后，翻译“接枝”能开花结果，为上下各色人等所接受，其原因就是中印两国当时的文体接近。否则，“没有老根，接枝是接不上的。没有相宜的土壤，插苗也不长。移植条件不足的，勉强生长也很费力”。以异化翻译为辅，是考虑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上是有一定差异的，所以就存在一定数量的富含中国文化内涵的负载词。这些负载词，只有中国才有，其他国家的词语则不能与之对应。通过异化翻译，可以让外国读者明白这些词汇的来龙去脉，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同时，翻译时还特别需要注意中华典籍的思想性。譬如，《易经》之“易”的翻译，如果只是翻译字面意思，便无法向外国读者很好地呈现其思想性。《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郑玄将此发挥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因此，一般将“易”译为“change”是不够的，因为只是译出了其中的一个意思。有学者尝试将其译为“constancy and change”，就把“变易”和“不易”的意义都翻译出来，从而凸显出了“易”这一字丰富的思想性。

　　中华典籍外译的出版形式需多面化。为了更好地向国外推广中华文化，进行中华典籍外译还需要慎重考虑翻译的形式和译著的发行问题。全译当然最能够呈现中华文化的精髓，但是一部《红楼梦》译著共有五部，每部都有400多页，如果不是专业读者，估计能够全部读完的不多。读都读不完，谈何传播呢？所以，我们在进行翻译时，需要根据读者对象、翻译目的的差异等来决定不同的翻译形式和形态，可以综合考虑全译、节译、改编、动画、影视等不同表现样式，满足读者多样化需求。中华典籍外译完成后，发行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一些译著仅仅在国内出版，这势必会导致译著的发行和销售无法抵达国外读者，进而直接影响到国外读者圈的形成和壮大。当前，应加强与国际知名出版社的合作，通过共同发行，促进中华典籍外译作品的广泛传播。

　　中华典籍蕴含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要让外国读者真正理解这些基因密码，翻译无疑是钥匙和桥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迈向纵深之际，对中华典籍外译进行必要的深入反思，有助于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融入世界，使其真正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