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语用学是研究儿童的语用能力如何逐步发展，以及在语用发展过程中，儿童的语用能力如何促进、激发语言能力发展的一门学科。儿童语用能力发展过程，就是儿童逐步习得在人际场合下按照语用规则得体地、有效地选择语言的过程，而在选择语言过程中，儿童在大脑中对外界语境信息进行加工的过程，属于意识范畴。这样的意识活动发生在语言和语用产生之前，因此，可以称其为“元语用意识”（meta-pragmatic awareness）。从发展语用学的角度看，儿童语用能力的发展是受元语用意识不同程度的指导和调控的。因此，儿童元语用意识研究在发展语用学研究中占据中心地位。

　　研究范式基于语用学角度的语言属性

　　儿童元语用意识的研究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1976年，贝茨（E．Bates）在他的《语言与语境：语用学的习得》（Language and Context: The Acquisition of Pragmatics）一书中首次明确阐述“儿童元语用意识”，贝茨将“元语用”定义为“谈论和协调言语行为的能力”，并强调“儿童元语用意识是儿童对语用知识的显性意识，是对自己所说话语的自反意识”。

　　贝茨通过在意大利对两个儿童进行的一项纵向研究，来解释儿童的元语用意识发展的不同阶段。他在研究中提到，1岁半左右的儿童只能谈论自己和听话者，对自己的话语和他人话语的规划、监控和评价意识较弱，即元语用意识相对较少；1岁半到2岁的儿童逐渐可以意识到自己使用语言的意图和目的，甚至还能意识到自己的言语行为，并能够对之前的话语和活动进行评价。2岁半的儿童开始产生显性元语用意识，他们可以对自我话语进行讨论，也就是语言层面的自反意识。同时，他们出现对自我言语行为的监控， 这些行为均为“儿童元语用意识”的显性表现。

　　贝茨的研究是基于语用学角度的语言属性即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而进行的。儿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会不断地根据语言因不同语境而出现的变体，判断出话语的真正含义，并且在交际过程中，为了达到交际意图或追求交际效果而不断地协商语言与语境的关系，最后使语言顺应语境的要求。整个习得过程反映了儿童对语境的不断认识、调整和发展。总而言之，从发展语用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儿童对语境的“不断认识、调整和发展”，就是“元语用意识”的不断发展。贝茨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由此，研究元语用意识为发展语用学拓展了一个新范式。贝茨的研究也为儿童语用发展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研究涉及语用学的不同领域

　　基于贝茨等人的研究，以元语用意识为研究角度的儿童语用发展的相关研究逐步展开了。正如发展语用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儿童元语用意识研究的一种类型是以儿童的年龄为时间轴进行的。例如，贝克（J. Becker）和奥克鲁斯特（V. G. Aukrust）的研究表明，学龄前儿童（甚至3岁早期）在互动中使用自发的元语用评论，表现出对语用规则和会话行为的元语用意识；奥坎达（M. Okanda）等人的研究结果是，4—5岁的学龄前儿童虽然在任务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胜任，但不能完全理解对话冲突，这表明此年龄段儿童尚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识表达和理解会话中的显性和隐性语义，等等。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儿童语用能力并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线性增长。2021年，本什洛莫（O. R. Ben-Shlomo）和塔尔塞拉（Tal Sela）等人的研究发现，儿童在6岁之前的不同年龄组之间元语用意识的各项任务中，表现出的差异并不明显；而当儿童进入学校教育阶段后，因为该阶段的儿童大部分时间在学校进行语言的读写能力训练，故已能够理解更复杂的语言现象，更好地理解说话者的意图。儿童的元语用意识发展出现了显著差异。并且，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个阶段的儿童能够接触更多的同伴，对语言社会性的理解能力的提高更为显著。

　　由此，我们更加明确，儿童的语用能力发展的程度由儿童对外界环境的认知程度所决定。因此，另外一种研究类型涉及语用学的不同领域。例如，1990年阿斯廷顿（J. W. Astington）以语用学理论的礼貌原则及承诺言语行为等为出发点，研究儿童元语用意识的发展；2007年伯尔尼科特（J. Bernicot）等人的研究涉及间接请求、习语、会话含义，甚至反讽类的修辞现象。正如1999年维索尔伦（J. Verschueren）解释元语用意识为“人们对于自身正在进行的言语活动的反射性意识”，言语活动是发生在社会与文化语境范围内的，对于儿童元语用意识的研究不能脱离儿童所处的语言、社会和文化语境。

　　微观和宏观共同推进研究

　　维索尔伦曾指出：“元语用意识正如其他心理过程和心理现象一样，在语言使用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显然，意识的显著程度是不可衡量的，却会在语言层面留下痕迹（trace），这一痕迹与对语言生成的理解有密切关系。事实上，对于语言选择显著性的研究就属于元语用意识范畴。从语用学的角度看，元语用意识可以从两个角度研究：一是微观角度，即在语言层面可观察到的语迹；二是宏观角度，即从与儿童话语有关的社会、文化及心理角度来观察儿童对自己语言选择的自反意识。

　　从微观语言层面的语迹角度，我们可以观察其元语用意识的指示语（indicators）的变化，它们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语音、词汇及句法层面。语音中的前景化，例如，语音或语调的变化均会影响会话双方对话语含义及会话意图的不同理解；词汇层面的指示语是索引性符号，例如人称代词、动词的体、时态和情态等，它们是元语用意识反射到语言选择的体现；句法层面包括话语标记语、小句的类型和语篇分词等，例如，句子的副词或衔接词，或表达话语的前提意义的词，它们进一步表明了会话者对所述内容的监督和调控，均属于元语用意识显著性的表现方式。

　　从宏观角度，我们可以结合儿童的会话语境来分析儿童会话中的语用策略。因为儿童在语用习得中一定是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如自然条件、社会文化条件、情景因素及个人因素，这些因素不断地被大脑感知、接受、解释并加工，从而影响语言的使用。因此，相关研究都是从元语用意识的“锚定”和“自反”功能出发的。儿童的语言形式一定是在时间、空间、社会或语境中锚定的，所以，研究者会假设儿童的语用习得在自然的环境（家庭和学校等）中进行，通过研究儿童会话中对会话规则的理解研究元语用意识的发展因素。这个层面的基本研究方法一般分为四步——引导儿童识别问题、描述问题、反思问题和总结规则。在这四个步骤中，识别和描述问题属于元语用意识的锚定功能；反思和总结规则属于儿童对自己语言的自反，是元语用意识的显性表现。已有研究得出的部分结论为：在任何年龄段，语境对于元语用意识均有显著影响，即元语用意识随着交际情境特点变化而变化。

　　综上所述，儿童元语用意识研究是挖掘儿童语用发展动因的有效途径。无论从微观角度，即语言层面测量与评估突显出来的语用知识，还是从宏观角度，即从语言外部，例如语用策略、惯用表达法、语言形式、社会地位、社交距离、社会权力、亲密程度等角度，将元语用意识与话语者的社会身份构建结合起来，都旨在为儿童语用能力不同的发展路径提供更科学的解释；并在建立儿童元语用意识模型基础上，在语用障碍儿童的治疗中，从语言层面、话语管理层面及对话互动层面，相应地增强意识突显以引导儿童修复语用中断的信息流以及违反语用原则的行为，在为治疗语用障碍儿童提供新的路径和方法上发挥一定的作用，同时有助于促进发展语用学的研究进程。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西语学院、哈尔滨商业大学外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市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基地、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