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明珠，折射着中华民族在哲学、美学、诗学领域的智慧之光。诗中存在大量转喻现象，承担着修辞功能、美学功能和诗学功能，能把大量的文化信息浓缩于字里行间，助力诗人跳脱诗歌字少篇小文体特征的束缚，进而最大化自己的交际意图。若从认知维度审视，诗中转喻还体现了诗人在感知、观察和理解外部世界时的独特思维方式。这为进一步识解这些现象的类型、生成机制以及跨文化转换路径提供了新视角。

　　从认知观谈转喻研究

　　转喻现在被普遍认为是认知主体概念化世界的基本方式，其研究经历了修辞、语义和认知三个不断深入的阶段。

　　认知观照下的转喻，可按照源域到目标域间的映射频率而分为两类：简单转喻和复杂转喻。前者是指从源域到目标域经过一次映射而形成的转喻，后者的生成则关涉源域到目标域间的多次映射。复杂转喻中的映射关系或是连续性的，每个单次映射或因其他映射所诱发，或成为其他映射生成的前提条件。具体而言，复杂转喻的多重映射涉及两种情形：其一，源域不直接映射到终极目标域，而是先映射到目标域1，目标域1又作为第二个转喻关系的源域映射到目标域2，依此类推，最终生成转喻链条。其二，转喻和隐喻间发生互动关系，形成多重概念迁移，导致转喻—隐喻连续统现象的生成。

　　唐诗中的转喻多具复杂性特征

　　按照上述认知映射机理来判定，唐诗中许多转喻现象都具有复杂性特征。我们来看转喻链现象。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 《出塞》）中的“胡马”为例。“胡马”本义为匈奴的马匹，诗人用其转指北方匈奴的军队。“胡马”所激活的始源域到目标域“匈奴军队”间至少存在三次映射，即“胡马”映射到“匈奴的战马”，属于“整体代部分”的转喻类型；“匈奴的战马”再到“匈奴的骑兵”，属于“所属物代所有者”的转喻类型；“匈奴的骑兵”最后到匈奴的军队，是“部分代整体”的转喻类型。这种转喻链条的生成，具有高度语境依赖性。也就是说，这种连续映射关系需要借助历史文化、上下文等具体语境，借助包括词项在内的语言要素等手段来实现。

　　唐诗中隐喻转喻互动的结果最终形成两种特殊语言现象，即转隐喻和隐转喻。对于转隐喻而言，转喻概念映射起到基础性作用，保证了该词项转喻义的优先生成。在诗歌语境下，诗人有意使用具有转喻义的词项来隐喻其他具有相似性的事物，在这一过程中又发生了隐喻映射，进而形成隐喻义。在这种互动关系中，诗人的转喻思维为概念互动提供了基础，隐喻操作在此基础上，借助上下文语境在新的语义生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转隐喻现象更靠近转喻—隐喻连续体转喻的一端，因此，诗歌中转隐喻的转喻特征得到凸显，而隐喻特征被弱化。“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杜牧《遣怀》）中的“楚腰”是典型的转隐喻。《后汉书·马廖传》记载，“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宫中的女子忍饥束腰，来吸引楚王，以求恩宠。后用纤细的腰来转喻楚王宫中的美人，属于部分代替整体的转喻类型。诗人杜牧则借用“楚腰”的转喻义构建始源域，与自己所接触到的歌姬或是妓女所激活的目标域建立概念联系，以此隐喻自己熟知的江南美女。

　　与转隐喻所关涉的多重概念迁移情形相比，隐转喻恰恰相反，即隐喻义出现在先，具有凸显特征，转喻义生成在后，具有隐性特征。在诗歌语境下，诗人利用隐喻义的词项来转指具有概念临近性的相关事物。唐诗中的隐转喻现象在整体上来看还是隐喻现象，更靠近转喻—隐喻连续体中隐喻的一端。“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杜甫《月夜》）中的“玉臂”就是典型的隐转喻。“玉”所激活的始源域和“手臂”构成的目标域，通过“白、光滑、温润”等相似性特征要素建立起概念联系，形成第一重映射关系。诗歌语境为手臂转换概念角色提供了外部条件，诗人用“玉臂”作为始源域来映射月下思念自己的妻子所激活的目标域，生成第二重映射关系，转喻类型为部分代替整体。用具有凸显特征的身体部位来转喻女性在唐诗中例子很多，如“云鬟”用高耸如云的环形发髻来指称妻子，“蛾眉”用弯如飞蛾触角的眉毛来转指杨贵妃，这些都属于隐转喻现象。

　　对诗歌译者提出挑战

　　译诗之难体现在很多方面，复杂转喻的翻译就是其中之一。厘清制约翻译这些现象的因素颇为重要。首先，译者对复杂转喻的敏感度影响着这些转喻现象的处理方式和结果。译者复杂转喻的敏感度是其复杂转喻翻译能力的重要参数，这与译者的百科知识、诗歌背景知识以及修辞知识等有关。诗歌中的复杂转喻项承载着丰富深厚的汉语文化信息，如果译者未储备足够的相关百科知识，就会给自己识解唐诗中的复杂转喻义造成巨大阻碍。其次，如何处理唐诗中的复杂转喻，还受到目的语社会文化语境以及目的语组配规约的影响。通常汉语文化专属的复杂转喻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再生”能力都较低，因为它们形成于汉语文化社团中的成员基于自己和外部世界互动中，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概念，如“黔娄”“何满子”“蓬莱文章”等，在英语世界中难以找到对等的概念和表征方式。因此，译者要聚焦以上几个方面，努力提升唐诗中复杂转喻的识解能力与翻译能力。

　　如何翻译唐诗中的复杂转喻？诗人的认知操作使得诗歌中生成了复杂转喻现象，也保障了诗歌语篇意义建构的连贯性和一致性。这些复杂转喻现象的映射机制和互动机理也为译者识解它们的转喻义提供了推理依据，能够帮助译者激活相关的认知框架，检索、解读、加工这些复杂转喻现象，最终识解其转喻义。

　　整体来说，译者处理唐诗中复杂转喻现象，可以采取以下几种路径。对于唐诗中的转喻链，译者要根据转喻映射链条进行推理，识解该链条上不同概念域形成的节点，进行适当取舍：保留始源域，或者选取转喻链条某一区间上的目标域n-1 /（源域n-1），或是保留目标域n。在处理“转隐喻”和“隐转喻”现象时，译者应尽量在译文中保留源语转喻和隐喻的互动关系，或是用目的语中新的转喻隐喻互动关系来替换；或者解构二者的组合，将“转隐喻”和“隐转喻”中的相关要素进行拆分，在目的语中以独立的隐喻或转喻形式进行呈现；或是将其省略不译，在译文中消解转喻与隐喻间的互动关系。某些承载了大量中华文化信息的复杂转喻，在目的语中存在文化空缺，虽不能完全再现，但译者应该秉持文化自信，通过文内补充语境线索或是文后添加注释的方式来进行合理补偿。

　　普遍存在于中国传统经典

　　复杂转喻的相关理论为鉴析唐诗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以及评价这些作品的外译方法与传播效果提供了认知理据。

　　用这些理论探究中国传统经典作品，我们可以得到三方面启示。首先，复杂转喻现象不仅存在于唐诗作品里，而且普遍蕴藏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这些现象背后的概念映射机制或互动机理相同，反映了中华民族在与自然界、社会世界和心理世界互动过程中的思维方式，为我们从认知角度剖析中华民族的文化提供了认知透镜。其次，这种思维方式与其他民族具有共通之处，构成了不同语言间相同的语义来源路径，从而为两种语言中复杂转喻的互译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我们才可能以相同的映射方式或互动方式将其呈现在目的语中。最后，一些复杂转喻的文化依存度高，在译入语文化中不存在对应项，因此必须保证翻译策略的适切性，力求在彰显中华文化独特性的同时，减少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负担，助力他们的理解与接受，这样才能更好实现包括唐诗在内的中华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效果。

　　（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唐诗经典中转喻翻译对比研究”（18YJA740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留日预校（培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