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语言学界，广义的语言文化研究可大致分为两大学术传统。其一是欧洲人文主义传统，18世纪维柯首次提出语言是文化的核心构成要素的主张，而洪堡特则首次从系统的纯语言学角度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出阐释，提出每种语言都指向一种特定的认知形式。这一学术传统至20世纪进一步发展为以魏斯格贝尔为代表的新洪堡特主义语言学，对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二是美洲语言人类学传统，以博厄斯、萨丕尔以及沃尔夫为代表，该传统源于对美洲印第安人语言与文化的考察。两大传统均强调语言的人文性以及人文主义研究方法，在西方语言学形式主义范式、结构主义传统的主流语境中不断发展壮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并且近年来更焕发出新的生机。

　　当代西方文化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关系紧密

　　虽然广义上的语言文化研究历史悠久，但其内涵和研究思路同当代西方作为独立学科的“文化语言学”（Cultural Linguistics）并不完全一致。当代西方文化语言学的诞生与认知语言学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1994年，认知语言学家兰盖克（Ronald W. Langacker）即指出，现代语言学理论在对语言的直觉性与模块化方面进行探索的同时，不应忽视语言系统中的文化因素，认知语言学的探索应被视为一次向语言文化研究传统的回归之旅。

　　随后，波兰语言学家阿努西维奇（J. Anusiewicz）于1995年出版了波兰语专著《文化语言学》，但由于语言的限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力有限。1996年帕尔默（G. Palmer）出版《走向文化语言学理论》，在英语世界首次提出了作为独立语言学科的“文化语言学”概念，并对其学科属性、研究范式等作出了系统性阐述，被普遍认为是当代西方文化语言学学科创立的标志。

　　文化语言学早期的理论纲领来自帕尔默，他认为文化语言学建立了认知语言学同美洲语言人类学三大传统（博厄斯语言学、民族语义学、会话民俗学）之间的联结。在帕尔默看来，语言可以看作是有声音的象征符号游戏，而所有的象征符号都是以“意象”（imagery）为基础的。“意象”概念由认知语言学借用而来，成为了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体系的基石。意象具有民族性和文化性，其意义取决于特定文化的语篇和语境，是社会文化构建出的约定俗成的世界观意象，能够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由于意象最初是感觉器官（眼、耳、鼻、舌等）所得到的直接感性经验的概念类比，属于一种间接经验，因此帕尔默认为“认知”具有民族差异性和文化特性，对于“意象”的理解和语言意义的认识只能放在一定的世界观背景之下进行。

　　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语言学家谢里芬（F. Sharifian）极大地发展了西方文化语言学学科体系。他将文化语言学定义为“一个最新的、多学科的、探索语言与文化概念之间关系的研究领域”；并指出文化语言学的研究目的是对所有人类经验活动中的文化概念进行编码和解读，认为“语言和文化认知是一种以复杂方式互相影响的动态系统”。谢里芬文化语言学理论体系是建构于“文化概念/文化概念化”这一对概念的基础之上的。2011年，谢里芬在《文化概念与语言》中首次系统阐释了“文化概念/文化概念化”理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皮特斯（Bert Peeters）教授对于“文化概念/文化概念化”的论述非常精确，他认为文化认知在“文化概念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不断变迁，最终以“文化概念”的形式定型于民族语言文化之中。在“文化概念/文化概念化”理论体系下，谢里芬提出了一系列文化语言学核心概念，主要包括文化认知、文化范畴、文化隐喻、文化转喻、文化图式、文化模型等，它们均属于文化概念的具体表现形式。

　　“文化认知”是当代西方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核心

　　文化认知是一种生成认知，是于社群个体之间发生的、跨越时空的、在社会与语言不断相互作用中生成的认知结果。同时，文化认知是一种分布式认知，一个社群成员可能不仅无法拥有其所在社群文化图式中的所有元素，还可能在实践活动中吸收其他社群文化图式的成分。因此文化认知在社群内部及社群之间呈现出动态、分布式特征，并显著反映在言语活动中。

　　文化认知与认知科学的诸多子范畴均有密切的关系。文化语言学借鉴了复杂系统理论，将文化认知看作是一个复杂系统，认为其发展的本质来源于内部各社群成员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言语交流活动。在文化认知的视角下，语言是一个社群文化认知的“群体记忆银行”，语言当中的很多方面均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社群内部成员的交流过程中逐渐产生并且定型的文化认知信息。这些信息通过言语交流不断演化并且流传，语言由此成为了存放这些文化认知信息的载体，这也使得通过语言研究文化认知成为了可能。同时，谢里芬指出，文化认知并不仅仅只有语言这一唯一载体，事实上，它可能发生在社群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文化认知的研究可以发生在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神学、艺术学等多个人文领域之中。

　　文化语言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语言与文化概念之间的关系，而文化语言学的分析框架则为分析这一关系提供方法、工具支持。民族语言中的一些特性是和文化概念密切相关的，而文化图式、文化范畴、文化隐喻、文化转喻等方法能够为研究者挖掘语言中这些固有的文化概念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文化图式包含着和人类经验相关的一切价值原则、行为规范、期待行为和期待价值信息等；文化范畴则是反映在语言当中的、由文化建构的观念范畴，比如颜色范畴、文化事件范畴、亲属关系范畴、情绪范畴等；文化隐喻则是一种跨域概念化活动，这一类隐喻均有着植根于文化传统当中的民族概念基础，包含典型的民族世界观或者某种民族信仰价值体系。总体来说，以文化图式、文化范畴、文化隐转喻等形式为特征，文化概念化活动出现于民族语言的各个层面之中，从词法—句法体系到语义、语用及话语体系层面；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概念，研究者可以以文化的尺度来认识语言现象，并通过这些语言现象回归文化本身。

　　推动当代文化语言学的中国化

　　当代西方文化语言学的学科定位与发展路径，对当前我国本土文化语言学研究的发展有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中西语言从语言形态层面到文化认知层面的差异性，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长期以来的核心议题。中国文化语言学致力于打通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汉语和汉文化之间的通约关系，认为语言结构和文化结构之间存在着同构关系。孟华认为，中国文化语言学贡献了一种深刻的关系论思想，重视汉语研究中人文精神与科学主义的平衡。这种对于语言研究中人文精神的关注，为中西文化语言学的对话提供了可能性。

　　在当今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全球化语境下，中西文化语言学研究可以在理论、观念、方法层面展开广泛而深刻的对话，推动我国本土文化语言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创新性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