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流感大流行是一场全球性H1N1甲型流感疫潮，也被称为“西班牙流感”。这种病毒的特征之一是在15岁至34岁青壮年中造成较高的死亡率。在1918年至1919年间，全球约有5亿人感染流感，超过5000万人死亡。这场致命的大流感加速了一战的结束，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大流感的流行全程分三个波段。第一个波段发生在1918年春季，这一时期流感受传染性较强但致死性不明显。多数患者在感染两天后出现发热，并在经历为期一周的高烧、疼痛、发冷和恶心等症状后痊愈。小部分人死于并发症（如肺炎）。已知的“零号病人”来自美国堪萨斯州的福斯顿军营。

 

  1918年3月11日，军营里的厨师阿尔伯特·吉切尔向医院报告了疑似“重感冒”的症状，推倒了大流感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到了11日中午，已有100多名士兵受到感染。3月底，患病的士兵增至1100名。4月初，从美国的堪萨斯州派往法国前线的美国远征军将这种病毒带到了欧洲大陆，之后它又出现在北非、印度和中国，并开始向全球蔓延。但在6月，欧洲、北美的患病人数出现下降，让人们误以为这次大流感已经结束。然而疫情在8月下旬又出现反弹。

 

　　大流感的第二个波段来势凶猛，从1918年8月下旬开始，病毒更具致命性和传染性，仅四个月就造成全球2000多万人丧生。少数患者在2—3天内迅速丧命，其他人则成为继发细菌性肺炎的牺牲品。战时环境为病毒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密集的人员流动、物资短缺、士兵的营养不足和精神紧张都会降低人的免疫力。拥挤的轮船、火车、战壕和民间的爱国游行更是疾病传播的绝佳温床。人满为患的医院被迫停止接收新的患者。医护人员也成为大流感的受害群体。死亡人数在1918年11月达到峰值。

 

　　大流感的第三个波段出现在1919年1月，患者的死亡率介于第一个波段和第二个波段之间，这部分得益于一些国家所实施的防疫措施。但病毒仍出现在美国、西班牙、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部分地区。到1919年夏季，这场大流感几乎销声匿迹了，但它带给人类的损失却是难以估量的。在美国，有超过67.5万人因此丧命，成千上万的儿童成为孤儿。

 

　　大流感时期美国的应对举措

　　联邦政府层面。战事当前，为了避免造成国内恐慌，政府首先选择了掩饰。在美国国内，肆虐的病毒从主要城镇一直蔓延到偏远的阿拉斯加州的社区。到1918年10月，美国大部分城市都停止了公共服务，市民生活陷入停滞。鉴于大流感的严重程度，美国急需一个统一的公共卫生系统来集中协调超大规模的疫情防治工作。美国公共卫生局在其中充当了关键角色。它的工作内容包括：第一，敦促各个州和市公共卫生部门按时上报当地的感染人数。第二，发行超过600万本的大流感手册，通过地方公共卫生部门进行防疫宣传。第三，在每个州指派一位负责人协调当地的资金筹集和人员调配。在大流感期间，美国公共卫生局共任命了64名流感专员，雇用了1085名医生和703名护士，并且成立了急诊医院服务网络，组织科研人员开展疫苗研发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卫生防疫工作的进展。

 

　　地方政府层面。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是损失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这是因为当地政府的误导和掉以轻心。费城的官员早已得知疫情的严重性，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及时向民众公布实情。甚至1918年9月底，费城市政府不顾劝阻，依然召集20万市民集会为战争募捐。三天后，全市31家医院都被病患塞满。仅仅一个月内，费城就有超过1.2万名市民死亡，其中最严重的一天为759人。有了前车之鉴，美国其他一些地区实施了更严格的隔离措施。纽约市要求企业和工厂错开工作时间。旧金山市责令市民在所有的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违者将处以罚款甚至监禁。

 

　　医学界和公众层面。在大流感爆发初期，医生缺少专业的检测手段，绝大部分患者被当作普通流感患者对待。没有合适的疫苗和针对性的治疗药物，医生只能帮助患者提高自身免疫力，或减轻身体不适，而非治愈。医院也没有重症监护设备进行呼吸支持和机械通气，无法确保危重病人的生命安全。此外，一战期间超过30％的美国医生被派驻战场，使医疗力量不足的问题更加凸显。轻症患者居家护理，重症患者被集中到医院和部队营地接受治疗。

 

　　恐惧是美国民众面对这个无形敌人的第一反应，但很快便被人们积极勇敢的行动取代了。学生、教师、退休人员、家庭主妇都被动员起来充当志愿者。美国很多学校、私人住宅和建筑物都被改建为临时医院。美国民众根据医生的建议对家里的床、墙壁、地板、器皿和日用品进行清洗消毒。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发起了针对呼吸系统的卫生保健运动，告知民众如何正确应对咳嗽、打喷嚏和流鼻涕。随地吐痰被严令禁止。与大流感的斗争渗透到美国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人们的公共卫生观念大为改善。

 

　　对疫病的深刻思考

 

　　大流感一直持续到1919年的夏季，在留下了令人震惊的死亡数字之后，悄然离开。但疫病对人类的影响并没就此结束。此后，全球又分别在1957年、1968年、1977年和2009年经历了四次流感大流行，但它们的危害性均有所降低。这无疑得益于1918年以来医学科学、社会经济、公共卫生等多方面的进步。抗病毒药物、疫苗、诊断测试法和全球流感监测技术已使人们比过去更有能力防控疫病，同时也带给人们更多思考。

 

　　首先，提高人类对疫病知识的认知。世界人口数量在1918年约为1７亿，到2019年已接近76亿。人口对食物的旺盛需求，致使猪和家禽等病毒宿主的数量也在增加。国家间的人员往来和商品交换、高效便捷的水陆空交通运输体系、生活方式的改变等都为新型病毒的传播、进化和传染制造了更多机会。

 

　　其次，客观认识疫病流行的双重影响。从消极的角度而言，疫病严重威胁了人类的生命安全，扰乱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同时，疫病也给动植物和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从积极的角度而言，疫病的发生推动了全球医学向前发展。认识病毒是攻克病毒的前提。人类对病毒的认识正是通过与病毒的斗争而不断深化的。此外，在疫病救治过程中，有助于人类重新审视个体行为的影响，促进人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摒弃不良的卫生习惯，增强人们对于疾病防治的社会责任感。疫病结束后，有利于推进全球疾病防控体系的建设，促进政府信息公开与资源共享，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完善。国家也应该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提高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能力，切实保障民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

 

　　再次，病毒源于自然也归于自然。1918年流感病毒被认为是从一种通常感染鸟类的病株进化而来的。病毒变异是无止境的和不可预测的。一些变异会使病毒传染至一种或多种禽类或其他动物。虽然有些病毒会对动物或禽类等异常致命，但也有一些病毒的毒性很低甚至无害。因此，人类应该拥有对病毒的辨别能力。但可以肯定的是，禁止滥食、捕杀和饲养野生动物，能够降低人类接触和感染外来病毒的风险。

 

　　微生物存在于地球的时间远远超过人类。我们需要了解病毒的各个方面：它的宿主和它所引起的免疫反应，以及它带来的全球性影响。战“疫”史留给我们的不只有死亡、悲伤和恐惧，还有人类的团结、勇敢和智慧。后者正是人类立于不败之地的密匙。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