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明确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他指出社会科学及哲学学者应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确定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和自由，这确定了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观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实施了民族语言大调查、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民族识别等一系列前无古人的艰苦卓绝的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了记录民族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改革了不够完善的民族文字。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取得了具有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的研究成果，而且是在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基础上的系统性、专业性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确立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和基本话语权。

　　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拓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以便更好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服务。

　　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受传统语言学的影响深远，尽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其深度、广度仍然有限，而国外的一些学者往往利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争夺学术话语权，甚至否定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基本观点。对此，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界应责无旁贷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吸收外来理论的基础上，从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拓展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建立起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的学科地位和学术话语权，引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方向。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应展开少数民族语言基础理论与应用重大问题研究，即基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古文字文献进行的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实验语音学、文字学、文献学、濒危语言传承保护等相关重大理论问题、前沿问题的基础性、应用性的研究。

　　少数民族语言基础理论研究涉及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记录描写研究、跨语言类型学研究和语音实验研究。语言的调查和描写是语言研究永恒的话题，是基本语言学理论和普通语言学理论建设的先期条件，是一切语言学研究的基础。囿于科学技术的发展，20世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的方法是耳听手记，把有声的语言记录为无声的符号系统，从符号系统反应的信息来对语言本体进行描写研究和在描写的基础上进行历史比较研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21世纪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方法有很大的改进，可以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活态记录，创建可扩展有声数据库，数据库的语言材料既可以用于语言的本体描写研究，也可以用于语言实验研究，同时有声数据库的语言材料对保存、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少数民族语言的深度调查与描写研究，跨语系、语族、语支的历史比较研究，跨语言的类型学研究以及语音实验研究做得还很不够，尚有较大的拓展空间。不过，做这样的工作需要国家财力的支持，可以由相关单位或学者进行课题设计，通过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的形式展开，包括诸如“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声学参数”、“中国少数民族混合语”、“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跨汉藏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阿尔泰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类型学”等。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形成了不同体系的传统民族古文字符号系统，但是自西方列强殖民扩张后诸多古文字瑰宝被掠夺，流寓他乡，使得那些传统古民族文字符号体系的研究成为绝学，一个世纪以来经过一些古文字学学者艰苦卓绝的努力，搜罗和研究了少数民族古文字符号系统，对中华民族的继往开来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正因为是绝学，也就成了冷门学科，人才稀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尚须时日。未来的研究应该以少数民族传统文字和文献研究为课题，展开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字文献的整理与系统研究，以期形成有影响力的、新的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少学者集中对诸如西夏文、女真文、契丹文等进行了整理和深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像佉卢文、突厥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古藏文、八思巴文、老傣文、粟特文、回鹘文、回鹘式蒙古文、托忒文、老满文、察哈台文、古维吾尔文、谚文以及沙巴文、东巴文、水书、老彝文、哥巴文、玛丽玛萨文、方块壮字、方块白文、板塘苗文等，尚未得到系统研究或研究得还不深入，有些文字尚未进行整理。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更是语言资源大国。语言具有信息价值、教育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政治价值。在和平时代，语言是维护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和信息等诸多领域和利益的关键武器，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重要利剑。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资源是国家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对其所拥有的语言资源现状是否了解、政府能否有效调用这些资源，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和国家软实力强大与否的具体体现。对语言资源的有效管理不仅有宏观战略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少数民族语言应用研究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使用状况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新的形势给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适时提出了“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指导意见，教育部发布了《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出来。当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使用和发展日益受到社会关注，也呈现出很多新的问题和发展趋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学者有必要密切关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聚焦重点、热点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系统研究，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理论和实践”、“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模式、途径、经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问题”、“‘一带一路’的民族关系与语言关系”等为课题展开研究，不仅可以拓展和加深新时期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研究，还可以正确认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为建设功能互补、双语和谐的语言生活提供理论阐释和对有关问题提出建议和对策。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拓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关键在人才，目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人才队伍不断萎缩，学术、学科带头人奇缺，有关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高度重视培养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人才，健全人才队伍，否则，拓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建立学科体系和话语权，只能是空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