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除中国本土之外《文心雕龙》研究历史最长、成果最多的国家。自唐代传入日本后，《文心雕龙》一直在日本本土流传。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日本人从多角度、全方位对其展开研究，各种研究成果数量已达200余种，涌现出冈白驹、铃木虎雄、青木正儿、户田浩晓、斯波六郎、目加田诚、冈村繁、兴膳宏等一大批学者，形成了一门独特的显学——“《文心雕龙》学”或“龙学”。就其研究领域及其标志性成果来看，日本《文心雕龙》的研究历程经历了四个不同的时期并呈现出不同特质。

　　以文学史书写为标志的研究兴起时期

　　日本《文心雕龙》研究究竟何时开始？学术界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户田浩晓指出：“日本近代最早的研究当推铃木虎雄于大正十五年（1926）发表的《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学界一般沿袭户田浩晓此说，认为铃木虎雄的相关研究标志着日本《文心雕龙》研究的兴起。然而，翻阅江户后期和明治时期一些文献典籍，我们发现该时期《文心雕龙》在日本已经不仅停留在简单的传播阶段。两种《文心雕龙》版本、中国古代文学史著作和相关评论的出现，说明日本《文心雕龙》研究的生成实际上更早一些，而且相关研究和涉及学者也比较广泛，明治和大正时期是其嚆矢。

　　国外最早的《文心雕龙》刊本出现在日本。江户时代中后期至明治时代之前，日本出现了两种《文心雕龙》刊本，即尚古堂木活字本和《冈白驹校正句读本》（简称《冈本》）。后者为日本汉学家冈白驹校正并附有日语句读，比《四库全书》收录的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本早近10年，是日本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文心雕龙》校勘版本注疏类研究以及翻译之首。

　　江户后期至明治时期，日本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早期书写已经是真正西方学科意义上的研究了。这些文学史家们摆脱了简单的叙述介绍，采用西学理论和方法，从史学视野首次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进行文学批评，充分肯定了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特别是六朝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以校勘注疏为标志的研究发展时期

　　校勘、注疏是中国传统做学问的基本方法，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了研究《文心雕龙》亦是如此。自诞生以来，《文心雕龙》即受到当时和隋唐以后文人的重视，到了活字印刷术发明的宋代，《文心雕龙》版本逐渐增多（也有为它作注者），至明清两代更是数不胜数。由于年代久远，辗转流传，《文心雕龙》文本中文字脱误、遗漏现象严重。考据学盛行的清代较为重视《文心雕龙》版本的校勘工作，《四库全书》里收录的就是黄叔琳根据众多版本校订并辑注、纪昀点评的《文心雕龙》。日本最初的《文心雕龙》研究基本由此建构。铃木虎雄的《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和《黄叔琳文心雕龙校勘记》，户田浩晓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补》《文心雕龙何义门校宋本考》《冈白驹文心雕龙的刊刻》《文心雕龙梅庆生音注本的不同版本》和《作为校勘资料的〈文心雕龙〉敦煌本》，以及斯波六郎的《文心雕龙范注补正》和1953年、1955—1956年分别发表的《文心雕龙》前四篇札记，即《文心雕龙原道篇札记》《文心雕龙徵圣篇札记》《文心雕龙宗经篇札记》和《文心雕龙正纬篇札记》，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之前日本《文心雕龙》研究的基本内容，也决定了其特质。铃木虎雄较早在尊重古本的基础上，对《唐写本》的讹误、脱衍等作了精细的考订。其校勘价值得到了后世学者斯波六郎、户田浩晓、范文澜、杨明照等人的高度肯定。户田浩晓和斯波六郎继承铃木虎雄开创的《文心雕龙》校勘之学，禆补缺漏，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补充完善，虽基本袭用清代考据学方法，但校勘版本研究同时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想和方法影响。

　　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文学史和专题性研究成果。其中户田浩晓从西方修辞学、美学和比较文学视角展开研究。冈村繁的《文心雕龙索引》较早地把“索引”这一西方的工具性方法论引进《文心雕龙》研究领域，而且付诸实践。尽管同时出现了这些成果，但是无论从数量还是它们在整个日本乃至世界《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影响和地位来看，20世纪60年代初之前日本《文心雕龙》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当属铃木虎雄、户田浩晓和斯波六郎为代表的校勘注疏类。

　　以翻译为标志的研究鼎盛时期

　　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学界先后出现《文心雕龙》的三种全译本，即兴膳宏全译本、目加田诚全译本和户田浩晓全译本，它们的出现推动《文心雕龙》研究在日本达到鼎盛。若从时间上来看，目加田诚1945年3月发表的《原道》篇译注，成为《文心雕龙》日译的滥觞之作。此后的近20年间，他并未中断《文心雕龙》的译注工作，又陆续发表了6篇译文，截至1963年9月完成了《原道》至《乐府》篇的单篇译注。兴膳宏译注的《文心雕龙》50篇于1968年12月在东京筑摩书房付梓，这是日本第一个《文心雕龙》全译本。户田浩晓也于1960—1970年在《城南汉学》上登载了《文心雕龙》12篇的译注，1972年2月出版了《文心雕龙》18篇译注的选译本。三种全译本的最大特色是都遵循原文，实现了《文心雕龙》在日语语境中的还原与再阐释。译者所使用的基本方法虽然源自中国传统实证考据学，许多地方译者直接搬用刘勰的措辞，采取不译的策略，但是他们从比较文学角度，注重接受者的理解，从译文到注释都重视疏通文意，注释疏解的内容比较多。如兴膳宏和户田浩晓的译本口语文体与训读文体并存，前者注释重在详细列举刘勰所援引的古籍，以展现该书的固有风格；后者训读文沿用了旧字体和历史假名用法，使原文与训读体译文在形式上高度一致。

　　除翻译外，这一时期日本《文心雕龙》研究领域也出现了数量有限的其他类研究成果。其中，田慎之助最早对刘勰美学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以“文学论”为标志的研究延续时期

　　日本学者常把除校勘注疏、目录索引和翻译之外对刘勰文学思想和《文心雕龙》的研究统称为“文学论”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文心雕龙》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文学论”研究论著不断涌现。就内容而言，主要聚焦于文学本质论。刘勰所说的“文之枢纽”前五篇一直是日本学者关注的对象。1943年，户田浩晓发表了《文心雕龙中文章载道说的构造》，这是《文心雕龙》研究史上首篇以《文心雕龙》中的文章载道说为中心梳理并阐释包括刘勰文学思想体系在内的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或批评史上把文章看成载道之器的论文。时隔41年后，户田浩晓于1984年又发表了《文章载道说理论的创立与实践——刘勰与白乐天》，围绕“学”与“文”、“道”与“义”的关系，进一步比较探讨了唐代李汉所提出的“文者贯道之器”的思想。冈村繁的《〈文心雕龙〉中的五经和文章美》和门胁广文的博士论文《文心雕龙研究序说》都基本沿用户田浩晓的观点，并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拓展论述。兴膳宏、安藤信广、甲斐胜二以及安东谅等人也都从不同视角对刘勰文学载道的文学本质论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这一时期也有很多论著从中国或日本文学史角度探讨刘勰及其《文心雕龙》，诸如伊藤正文的《汉代文学的抒情化与文心雕龙》、竹田晃的《脱出“品评”和“相互比较”的窠臼》、釜谷武志的《刘勰论东汉文学》等。

　　除标志性的“文学论”研究成果之外，回顾、总结及反思类论文纷纷涌现。与此同时，之前成果以文集或汇编形式再次出版的也不少。日本《文心雕龙》的研究历史已逾百余年，学者辈出，成果卓著，以文学史书写、校勘注疏、翻译和“文学论”类成果为标志。尽管各个时期其他研究类论著也同时出现，但是无论从时间、数量还是影响来看，这四大类成果既是支撑日本《文心雕龙》研究史的主体部分，也是划分其历史、彰显特色的标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日本《文心雕龙》校注研究”（21CWW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