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大学中文系的重要学科门类之一。长期以来，一般论者把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1927年版）的出版视为该学科创建的标志。作为一部批评史著作，陈著确实具有发凡起例的意义。但是据陈氏自己追述，“原来不预备做这部书，不过写完了《韵文通论》（原名《韵文评论》）之后，再把古人对于文学的批评附带说个大概，作为比较。及至书局出版，乃请他分成两部，用这个《批评史》的名字”（季通《容旁观者说几句公道话么》）。而且，一本教材不等同于一门学科，追溯中国文学批评史或中国文学理论的学科起点，需要进一步考察中国现代大学学科的发生史。

　　作为学科的中国文学理论

　　作为学科的中国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史一样，最早在清政府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中就已出现。大学堂分为八科，文学科是其中之一；文学科又分为九门，其中一门为中国文学门，设置7门主课，9门补助课，主课中的“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是中文系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真正学科起点，奠定了现代大学中国文学系最初的学科格局。《章程》规定了“中国文学研究法”研究文学的要义，并具体列出41目，均是关于文学理论的问题。“历代文章流别”课程说明中写道：“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古人论文要言”课程说明中写道：“历代名家论文要言，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搜集编为讲义。”这就是中国文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起点。

　　京师大学堂不只是一所大学，还兼有学部管理全国各地学堂的义务。因此，《章程》不只是一所学校的章程，对于全国各地学堂都具有指导意义。一些大学也开设了《章程》规定的“古人论文要言”课程，如江苏高等学堂斋务长邹寿祺于1905年撰成讲义《论文要言》，辑录从唐代韩愈的《答李翊书》至当时吴汝纶的《天演论序》60余篇论文章之作。这是现存可知符合《章程》“古人论文要言”课程要求的最早的讲义；南洋公学校长唐文治于1911年撰成《古人论文大义》二卷，选录从韩愈到吴汝纶的论文章之作110篇，其中，曾国藩的文章最多，达19篇。20世纪初，废除科举后，桐城派古文代替八股文，被尊为国文，盛行全国，邹、唐二书近似于两部桐城派文论选。

　　这一时期，京师大学堂的中国文学讲坛也是桐城派的阵地。大学堂成立伊始，严复、林纾分任大学堂译书局正副总办，辛亥革命后，严复任总监督兼文科学长；1914年，大学堂聘请桐城派宗师姚鼐后人姚永朴任国文教授。同年，姚永朴仿照《文心雕龙》体例，撰著讲义《文学研究法》，实际上是一部以桐城派古文观念为核心的“文学概论”。1916年，林纾的《春觉斋论文》梓行，也是一部得桐城派匠心的古文理论讲义。这两部讲义在系统阐说历代文论的基础上总论研究文学之要义，适应《章程》中“文学研究法”和“古人论文要言”的课程要求，开中国现代大学文学概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的先河，而且是立足于中国自身文章理论基础上的文学理论。

　　1914年，章太炎的弟子黄侃进入北京大学讲授词章学，他不认同桐城派的阳刚阴柔等论，而以《文心雕龙》为教材，撰成《文心雕龙札记》；1917年，刘师培进入北大讲授中古文学史，撰著《中古文学史讲义》。因黄侃、刘师培都属于骈文派，在北大讲坛上便形成了姚永朴、林纾与黄侃、刘师培之间的骈散对立，在课程设置上则显示为国文与词章学的对立，反映了民国初年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格局。

　　建设现代的中国文学理论

　　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倡导从思想文化到文学的革故鼎新，在文学理论学科上表现为固有的骈散之争被斥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而遭到抑制，同时重在介绍西方、建设现代“文学概论”的课程应运而生。首先是日本同类教材被翻译，如章锡琛翻译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1920）。现可知最早的文学概论教材是由广州高等师范学校教员文学士伦叙（字达如）编著的《文学概论》（1921）。周作人等于1921年前后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开设文学概论课程，其他各高校也纷纷开设此门课程。但是“古人论文要言”课程并没有被取消，而是作了相应的改革。北京大学中文系预科“国文”科目就包括一门“文论集要”，并于1920年由国文学系教授会选录从《论语》到黄侃的《补文心雕龙隐秀篇》200篇历代论文之作，编为《文论集要》讲义，该讲义骈散兼顾，古今并重，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章太炎的《文学总略》、刘师培的《论美术与征实之学不同》都被入选，是一部观念中正通达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与此前唐文治、邹寿祺所编讲义相比，该书既跳出了“畸骈畸散”的格套，又能保持指导创作的一贯特点。有人曾批评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道：“全书的材料只是一部从前北京大学预科用的《文论集要》。”可见《文论集要》对于此后批评史著作的奠基意义。当时的部分文学概论课程是重视中国自己的文论传统的，如刘永济的《文学论》（1922）就附有《古今论文名著选》，选录从《诗大序》到曾国藩的《湖南文征序》历代论文之作45篇。

　　中国文学理论的学科格局

　　从整体上看，1920年以后的中国文论学科格局有三方面的特点：

　　其一，外来文论与固有理论并存。引入国外的文学理论，如翻译日本厨川白村和本间久雄、英国温彻斯特、美国亨特的教材；或在国外理论基础上，建构新的文学理论。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立足本土固有文论的文学理论教材，如章太炎的学生马宗霍、姜亮夫讲授过文学概论，分别编著过立足本土文论的讲义；郭绍虞也编著过文学理论教材，立足于阮元等的骈体正宗论。此外，王光烈著的《文学大义详注》在体例上近似于《文心雕龙》，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体系的延续。

　　其二，骈散之争依然角力于文论学科。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文坛主要是骈文派与散文派之间争夺话语地位，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主要矛盾是新旧文论冲突，但是骈散之争依然在暗中较劲，甚至转化为文学与国文、纯文学与杂文学之间的分野。施畸所撰的《中国文体论》（1933）就坚持“国文”立场。陈钟凡撰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以诗词曲赋理论为主，大幅削弱了古文家的分量和地位，该书在论述方苞的古文理论时却大段引用了钱大昕的攻击文字，并评论道：“知据私见立说，垄断文坛者，皆拘挛之偏解，难免贻大雅之讥也。”许文雨在《文论讲疏》（1935）讲义中，“收载中国历代各体文论，颇以表彰自然英旨之作为主，借觇纯粹文学之真诣”（《例略》），唐宋古文理论一篇未选，仅选了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序》。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认为古文家的文学观念混杂不清。而桐城派后人方孝岳在中山大学的讲义《中国文学批评》（1934）中却能给唐宋古文和清代的方、姚以恰当的位置。同时，还有李华卿的《中国历代文学理论》、王焕镳的《中国文学批评论文集》，都充分认识到古文家理论的价值。如果对比李华卿、王焕镳、许文雨等人的文论选，能清晰地看到骈散之争的余绪。

　　其三，“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名称源自于整理国故思潮，它自觉地将传统历史化，强化了传统与现实的距离感。现可知国内最早用这七个字做名称的是汪馥泉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会”提议》（1922），在提议中，“中国文学批评史组”与“中国文学创作史组”并列，下再按体裁分为“中国文学批评思潮史组”“中国诗歌批评史组”“中国小说批评史组”“中国戏曲批评史组”，因为汪馥泉持纯文学观念，所以未列“中国文章批评史”。此外，朱光潜的《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1926）和郑振铎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1927）两篇文章都提出了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期望。这些都是当时的新文学家研究旧文学的“整理国故”思路，把自身的传统当作“国故”，用现代的理论眼光重新估定它们的价值，加以科学的整理，这样，文论传统便成了“传统文论”。

　　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问世的。早在1923年任教于东南大学时，陈钟凡就开设了“历代文评”课程，并编撰《历代文评》讲义，辑录从《吕氏春秋·音初篇》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共21篇历代论文之作。当时，《韵文评论》也在撰写之中。1937年，陈钟凡在《二十年来我国之国故整理》中回顾道：“陈钟凡昔著《中国文学评论》，以文学批评史弁其简端；中华书局因分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及《中国韵文通论》两部。”也就是说，他本非计划用此书名，但是早年在北大接受了刘师培、黄侃的文论教育，在东南大学编过《历代文评》，这部《韵文评论》又把古人对于文学的批评附带说了个大概，因此在整理国故的背景下，自然可以独立成为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在此后的大学讲堂上，历代文评、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理论，课程名称依然未能统一，但它发源于《章程》的“古人论文要言”是毫无疑问的。

　　追溯这段历史，除了正本清源以外，文论传统如何成了“传统文论”，本土文论如何应对文学现状和外来文化以发展自己，文学理论与创作该有怎样的内在联系，这些相关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