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进士数量的地域分布，一直被学界当作各地差异的证据。一些学者对宋代进士的地理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并将进士人数与该地区的教育文化程度、经济水平挂钩，认为进士数量的多寡反映了各地区的综合实力：进士人数多，可证明本地文教兴盛、经济繁荣、人才兴旺；反之，则表明当地文教不兴、经济落后。然而，这种将进士的地域分布与地区差异相关联的方法，未免将复杂的历史问题做了简单化处理。
首先，进士籍贯划分标准不一。第一，本贯与现居住地的区别。张载、张戬祖上为开封府人，但其父张迪卒于任官期间，其后寓居西北。而张载、张戬兄弟在登第之前，大部分时间在西北成长、学习、游学。而在统计进士籍贯的过程中，张载兄弟祖籍虽在开封，但在考中进士之前，其生活轨迹多在关中而非开封。因此，张载兄弟更多地被视为关中人士。张氏家族的籍贯评判是现居住地而非祖籍。与之相反，亦有现居住地与祖籍不同而归为祖籍的记载。譬如，李纲的父亲李夔墓志中写明李氏家族祖上因避唐末战乱而徙居邵武，而《宋史》中记载李纲自祖父李赓始便迁居无锡，判断李纲籍贯为福建路邵武军人的是祖籍而非现居地。清人也曾评价过宋人的籍贯，“宋人罢官者多居近畿，不归其乡，死即葬焉，子孙亦遂占籍。如钜野晁氏、东莱吕氏、华阳范氏、梓州苏氏易简代居京师。又如欧阳居颖而葬新郑，苏公居许而葬郏。后世过庐陵、眉州者，岂复可寻其仿佛耶？”又如，雍熙二年（985）进士孙冕在《舆地纪胜》中被记载为江南西路临江军新淦人，致仕后归隐于江南东路池州九华山。而孙冕之子孙龙舒的墓志铭中则载，孙龙舒与妻子郎氏合葬归于杭州，无疑表明孙龙舒已经迁至杭州，其孙治平二年（1065）进士孙路在《宋史》中又被记载为开封人。祖孙三人在不同史料的记载中，籍贯各不相同。可见，即便是宋人也无法对进士个人的籍贯形成一致的划分标准。
南宋时期的籍贯问题更加复杂。靖康之变后，北方大量士人南渡，相当一部分士人出于对家国的怀念，在科举考试中仍然以被金人占领的北方祖籍作为籍贯。以《宝祐四年登科录》为例，王应凤本贯开封府祥符县，寄居于庆元府鄞县。王公及本贯河南府，寓居顺庆府南充县。也有部分士人本贯与现居地不同，潘希圣本贯为临安府，现居温州永嘉县。
第二，实际居住地与冒籍的区别。北宋时期，由于不同地区的科举考试录取人数不同，因而存在大量士人冒籍的现象。以《（宝庆）四明志》方志中所记载的进士为例，这些进士本应属于四明地区，但是楼郁、陈誴、项晞、葛良嗣、于锐、冯景、陈伯疆、杜屺、袁灼、冯泾、茹开、姚持等人的籍贯却在开封。其中，王安石为葛良嗣墓所作的墓志铭明确记载，葛良嗣之父葛源已经徙居明州鄞县，而葛良嗣却贯在开封。又如，朱伯虎本为秀州华亭人，其父祖为本地“豪长者”，但朱伯虎考中进士，却同样为开封贯。这些进士虽然被其后人和地方志的编撰者视为四明人，但在科举中的实际籍贯却是开封人。再如，咸平元年（998）进士五十人，其中籍贯为开封者便有三十七人，“不应如此之多”，显然是冒籍的结果。这些士人能够考中进士，得益于冒籍行为，却又将其籍贯归于他处，这并不符合逻辑。宋代冒籍的行为不仅较为普遍，而且难度不大，所花费的时间也并不长。虔州士人李潜前往京师赴考，到泗州时，子弟则请求先行到开封，并直言“科场期近，欲先至京，得寄贯开封户籍”。
学界归纳宋代进士籍贯时并未形成统一的标准，混杂了官方户籍、现居地、祖籍、郡望四个不同概念。这导致统计进士地域分布的过程本身就较为混乱，遑论将其与地区差异相联系。
其次，进士人生经历与地域的关联。部分进士在他处求学多年。例如，澶州澶渊人周长孺在外为官时去世，其家人在归葬途中抵达洛阳时，因贫无法归乡。于是，周长孺之子周纯明便在洛阳定居，潜心学问并考中进士。周纯明虽然祖籍为澶渊，但本人考中进士之前，与其祖籍毫不相关。刘挚祖籍为河北东路永静军东光，其父去世之后，由其外氏抚养，自十岁到考中进士，一直在京东西路东平府读书学习。范仲淹作为苏州人士，前往应天府求学，随后考中进士。这更多的是应天府书院教学水平的体现，而非苏州地区人杰地灵的证据。
部分进士则远走他乡、四处游学。士子章甫籍贯为建州浦城，但从十四岁起，“即辞亲求师友，薄游江、淮间殆十年”，于外地四处游学十余年。由于本地“身处遐僻，无良师友，不足以广闻见，成远业”，而首都作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是诸多士子游学的去处。宋神宗“元丰初，太学成，四方之士来集”，更是吸引了众多士子前往开封读书学习。黄得礼十四岁时便前往太学，经过十一年寒窗苦读，直至二十五岁中进士，在开封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在故乡受教育的时间。
除此之外，宋代官员由于在不同地区频繁更换职位，在外常年奔波。为了督促家中子弟的学业，他们经常令其后辈跟随左右，由本人亲自教导。蔡确、蔡硕兄弟本为泉州晋江人，但其父蔡黄裳致仕后无力返乡，于是居于京西路陈州“力教二子”。这更多是受家学的影响，而地理因素并无太大影响。
宋代士人为了精进学业、广博见闻，多年在外地四处求学、游学的行为十分常见。可见，这些士人的教育经历与籍贯所在地并无关联，亦无法体现此地的教育水平。
最后，进士数量与地区综合实力。宋代进士的地域分布与一路的教育水平并无关联。第一，路一级管辖的州县在宋代一直存在变动，故学界所统计的某一路进士数量，实际是按照某时期路的行政区划进行统计的。第二，宋代并无专职负责一路学政的官员，也不存在路级的教育措施。因此，地方教育取决于各自州县长官的重视程度，而非路级官员。第三，宋代科举的考试流程是发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其考试地点仅有各州府军监与开封两级。而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则是童试、乡试、会试、殿试，考试地点则有县府州、省城、京城三级。明清时期存在乡试这一省级考试，并且其解额按照各省进行分配。宋代却并不存在路一级的考核，发解试的解额则是根据各州郡分配。故明清时期可以对进士进行省一级的籍贯区分，而在宋代前往京城参加科举的士人身上，其地方烙印并非路，而是州府军监。换言之，宋代士人既不存在路一级的科举考试，也没有路一级教育上的管理。因此，士人能否考中进士，与本路并无瓜葛，仅与州府军监存在密切关联。
进士的地域分布与诸多因素有关，不应仅仅将其影响因素归结为地方经济水平。福建路的进士数量在宋代排名靠前，但是福建路民众的生活水平在北宋时期并不高，“七闽地狭人稠，为生艰难，非他处比，深山穷谷固有生而未尝识银者”，甚至出现弃婴、溺婴“不举子”等现象。“不举子”无疑是福建路民众生存艰难的明证。因福建路进士数量多而将其原因归纳为当地经济水平高，二者无疑自相矛盾。影响本地进士数量的因素有许多。苏辙便曾谈到，眉州进士在宋初之所以数量稀少，是因为“眉之士大夫，修身于家，为政于乡，皆莫肯仕者”。数十年后，“仕者常数十百人，处者常千数百人”，眉州士风转变，从而使得当地进士数量迅速增加。这并非因为眉州的经济水平发生了质的变化。秦桧当权时，在科举中大肆录取温州进士，“引用州人以为党助”，成为温州籍进士数量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
因此，宋代进士数量的排名更多应该以各州郡而非路作为研究对象。进士籍贯的划分无法形成统一标准，进士四处游学的人生经历、考中进士的影响因素颇为复杂。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以进士数量作为衡量地区经济、文教水平的标尺，也无法将进士数量作为地区差异的直接证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招标项目“历代国家治理的历史底蕴与当代价值（LSYZD21003）、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唐宋时期国家治理研究”（2023-CXTD-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