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国际中文教材有一个突出特点，即课文主要取材于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且与其源头文本具有明显的互文关系。这些教材根植于中国古代经典文献的沃土，展现出一幅幅活色生香的中国社会风俗画卷，它们的传播与使用帮助世界以更加真实、立体的方式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使得中国古代经典文献得到有效传播并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和交流沟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编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作品

　　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关系密切，小说中的情节被改编为戏曲作品或戏曲中的情节被重新创作为小说的现象屡见不鲜，优秀的戏曲作品往往能够以故事文本的形式得到传播。明清时期的国际中文教材收录了许多通俗小说与戏曲作品，这些教材的编写者不仅会使用当时通行的官话对相关作品进行改编，而且往往会对源文本进行翻译，故此相关改编教材也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文本价值和艺术成就，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南北方官话的差异与演变进程。

　　明代抱瓮老人所编白话短篇小说选集《今古奇观》被收入了多部中文教材，包括法国汉学家戴遂良的《汉语入门》、意大利汉学家晁德莅的《中国文化教程》等。清代小说家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也被多次改编收入中文教科书中，例如，戴遂良的《汉语入门》《中国近代民间故事集》、英国汉学家禧在明的《华英文义津逮》、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北京话语音读本》、美国汉学家卫三畏的《拾级大成》等。戴遂良的《汉语入门》《朴通事》还收入了改编后的《西游记》。

　　同样，被改编后收入中文教科书的戏曲作品也不在少数。例如，《西厢记》被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中文会话及凡例》、晁德莅的《中国文化教程》、英国汉学家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践约传》等改编并收录。元杂剧《杀狗劝夫》被改编收录到李氏朝鲜时期知名的汉语文献译者、学者李边的《训世评话》和晁德莅的《中国文化教程》中。明杂剧《伍伦全备记》则被改编为李氏朝鲜时期教科书《新编劝化风俗南北雅曲伍伦全备记》和《伍伦全备谚解》。

　　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中国古代的小说与戏曲作品蕴含着独特的文化心理，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其海外译介有多种方式，被改编成教科书是较为独特的一种。在改编过程中，域外相关学者通过移用小说与戏曲的情节和内容重构新篇，创作出适合当时当地语境的中文教材。通过这些教材，中国的小说和戏曲作品同当地的文化发生了互动，并在这一过程中吐故纳新，获得发展，展现了一些新的文化元素。元明清时期，域外中文教材编者在对中国小说和戏曲作品进行改编时，多将重点放在教学内容的变化上，比较重视对具有代表性的官话的判定。他们用当时通行的标准官话改写古白话小说和戏曲，力求体现语言的实用性与生命力，在对白话文、官话的认识与运用上表现出一定的超前性与创造力，研究其编写的中文教材或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官话的发展与变革历程。

　　根据时代和环境需求进行优化

　　在世界汉语教育史上，一些成功的国际中文教材往往能够在较长的历史跨度中被使用并不断被优化。编者通过更新教材中的词汇和语法，使其符合时代的发展与变化，发掘与当时精神特质相契合的元素，充分发挥了教科书的教学价值和影响力。

　　《老乞大》是以元末明初时的北京话为标准音编写的汉语课本，曾在朝鲜半岛长期广泛使用。其全文采用对话形式，记录了几个朝鲜商人结伴从家乡出发到大都等地从事交易活动的过程，内容涉及旅行、商品交易、契约、医药、饮宴等方面。据考证，《老乞大》系列教材中最古老的一种——《原本老乞大》的编写年代不晚于1346年，反映出元朝的制度、习俗与语言习惯。此外，《老乞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改编本还有《翻译老乞大》（1507—1517）、《老乞大谚解》（1670年前后）、《老乞大新释》（1761）、《重刊老乞大谚解》（1795）。《老乞大》系列教材是朝鲜半岛使用时间最长的汉语会话教材，系列文本时间跨度较大，为了使文本语言符合“时语”，期间曾多次被改编，同时也保留了元明清时期的汉语原貌，是珍贵的语言、历史和文化研究资料。

　　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学生译员吴启太、郑永邦创作的《官话指南》（1881）不仅是当时日本在华人员学习北京话的必备教材，而且对日本的汉语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1945年前便已经在日本发行了40多个不同版本。这本教材还有多种方言改编本，南方官话、沪语和粤语改编本反映了当时汉语学习者的不同需求。

　　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流传到日本和朝鲜半岛后，当地汉语学习者出于自身的学习需求，先后对其进行模仿、改编，形成了《语言自迩集》系列教材，具体包括日本的《亚细亚言语集》《总译亚细亚言语集》《增订亚细亚言语集》《清语阶梯语言自迩集》《参订汉语问答篇日语解》《自迩集平仄编四声联珠》《北京官话·清国语学捷径》和韩国学者宋宪奭的《自习完璧支那语集成》等。

　　这些为适应不同教学对象而改编与优化的教科书存在共性特征。第一，《老乞大》《语言自迩集》《官话指南》等都是北京话教材，为北京话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口语语料。第二，从国际中文教材编写的角度来看，它们始终坚持了对话的形式，反映了口语教材的编写特点。第三，从跨文化传播角度来看，相关系列教材内容涉及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改编本的相继出版为中华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载体，担当起了14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传播责任。第四，教材改编过程中对源头文本内容的删改能够反映教材编写者的文化意识，不符合其要求的内容会在改编过程中被有意识地剔除。

　　此外，清政府出版的满语（或蒙语）与汉语对译形式的满（蒙）汉合璧会话教材也受到了汉学家们的关注。出版于1730年的《清文启蒙》是清代流传广、版本多的满语教科书之一，法国汉学家儒莲在法兰西公学院讲授汉语时，将《清文启蒙》第二卷“兼汉满洲套话”作为汉语教材长期使用，并将该部分的中文重新整理，于1863年出版了《日常口头话》。1883年，意大利学者乔瓦尼·霍夫曼编写了《〈清文启蒙〉语法汇总》，尽管他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是将其用作满语教材，但由于书中使用了数量较多的汉语例句，为欧洲人学习汉语提供了诸多便利，所以也被部分学习者视为汉语教材。

　　借助符号来传达意义的人类行为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献细致生动地记录了中国的社会生活风貌与风俗习惯，小说、戏曲、满（蒙）汉合璧文献、教科书在语言符号和文化传播之间建立起了积极联系。在技术层面上，编译者以合乎当时规范的汉语官话口语进行意义陈述，同时又通过将其翻译成本国语言进行意义转换；在文化层面上，教材使得域外读者得以阅读中国的大众文化作品，这也是我们关注中国经典文献改编的主要原因。从更深层次来看，以汉语教材为物质媒介，以教学过程为传播方式，传播中国经典文献，可以带来一系列动态连锁效应。改编成功的国际中文教材不仅为语言学习者提供了语言、文字理解的基础，并且使课本阅读和教学成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途径。部分教材在后世又再次被加以改编并出版，成为得到优化的汉语教科书。如此一来，国际中文教材对中国古代经典文献的传播就形成了一种自我发展的机制，为国外汉语学习者提供了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渠道。

　　（本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双一流”建设重大（点）标志性项目“互文视角下的近代国际中文教材改编与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传播研究”（2022SYL ZD04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