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作为人文学科与计算机技术紧密结合的产物，在过去十年中逐渐渗入全球人文研究的视野、脉络和实践当中。一些学者表示，设立数字人文课程、扩充教学师资和再分配大学资源等提升了学术机构内部的流动性。数字人文将人文学科推向了大数据应用、社会教育、文化创业、公众参与等议程的前沿，为人文研究注入活力。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担心数字人文所囊括的一系列性质迥然不同的学术实践最终会解构其学科主体性。而那些熟练使用数字化工具的“数字游民”人文学者，则有可能逐渐忽略批判性反思的重要性。为及时跟进数字人文的最新发展，本报记者采访了从事数字人文研究的相关外国学者，请他们就数字人文在当前主流学术界的地位、数字人文如何实现多文化和多语言的全球性参与，以及数字科技高速发展背景下人文学者应当坚守的立场等问题，阐明自己的学术观点。

　　数字人文的学术定位

　　2006年，英国华威大学计算机科学荣誉教授梅里格·贝农（Meurig Beynon）等人在《人文计算？富有含义的建模》一文中指出，“人文计算”（Humanity Computing）是数字人文的前身，它将计算机的建模技术和数字化能力分别与人文领域的文本分析和材料综合能力相结合，增进了学者探寻人类状况、成就、活动及一切赋予人类价值与意义的事物的深度和广度。随着互联网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的飞速发展，人文计算的对象逐渐从文本研究延展到历史学、社会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在2001年4月布莱克维尔出版社出版的《数字人文指南》一书中，“数字人文”不但成为正规术语，并且取代“人文计算”成为西方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前沿代表。

　　自“数字人文”这一术语诞生以来，它的抽象定义就在不断变化。2019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卡米尔·罗斯（Camille Roth）将数字人文的研究和实践划分为三个类别：“数字化的人文”（digitized humanity），指创建、使用和分析数字化的人文资源；“数值的人文”（numerical humanity），指通过计算模型探讨人文问题；“数字的人文化”（humanities of the digital），指从人文角度研究网络交流等数字现象。2020年，德国莱比锡大学计算人文学科教授曼纽尔·布格哈特（Manuel Burghardt）增加了“公共人文”（public humanities） 类别，特指人文学科的学术交流、数字出版和数字化学习。

　　2021年，布格哈特等人通过实证方式系统地探讨了数字人文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它在学术界的定位。布格哈特等人对比了1990—2019年发表在《计算机与人文科学》《文学和语言计算》和《数字人文季刊》上的论文，以及其他15种学科的期刊文章，合计34041篇。研究表明，数字人文与计算语言学和信息科学的相似性极高，与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史和理论的平均相似度最高。由此可见，数字人文不仅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将数字信息技术引入现有人文学科的跨学科实践。同时，数字人文还与计算语言学和信息科学等邻近学科分享研究主题。诚然，该结论的局限性来源于把数字人文看作一个不断发展的学科，而将其他学科发展列为相对静态的状态。布格哈特表示，学者还需要不断跟进计算语言学和信息科学等学科动态，把握数字科技与数字人文的关系变化。

　　人文精神驾驭数字科技

　　尽管数字人文领域汇聚了文化界、教育机构和政府组织的高度关注，一些学者认为只有坚守人文主义精神和以人为本的理念，才能避免盲目的技术崇拜。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比较人文学教授约翰·亨特（John Hunter）在《数字人文与“批判理论”：一个制度的示警故事》中表示，数字工具、电子设备和网络的普及并不能保证数字人文学科在未来继续作为一种有意义的体系存在。尽管“数字游民”一代的人文学者能熟练地使用数字工具，但是针对数字科技如何影响人文知识传播、消费、分析和存储的反思不足。与此同时，“数字文盲”削弱了老一辈人文学者主导学术发展的能力。当谷歌、苹果、亚马逊等互联网巨头为全球重新制定获取知识的方式，掌控大众日常获取可靠信息的渠道时，人文学者将无法确保学术传统的话语权。因此，亨特表示，数字人文学者应坚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信息研究系教授约翰娜·德鲁克（Johanna Drucker）的立场——“在数字化面前，我们都是人文主义者”。数字人文学科只有不断向世界证明人文主义的时代价值和盈利能力，才能开辟新的发展道路。

　　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计算机科学与自动化系教授罗伯特·塞隆（Roberto Therón）和奥地利科学院研究主管伊芙琳·万德尔-沃格特（Eveline Wandl-Vogt）在《数字人文学科的新趋势》中指出，任何数字人文项目的成功都离不开参与者深入理解项目的实际需要，从人机交互的角度设计实验方法，选择编程工具，安排跨领域的团队合作等。由于计算机技术介入其他学科领域的时间较早，数字人文学者务必谨慎参考其他学科的数字技术经验，灵活地借鉴有利于人文学科标准化的数字设施、框架、模型和工具。例如，数字人文项目产生、存储和分析的数字资源数量通常十分庞大，使用交互式、可视化等用户界面形式有助于还原文献数据人性化的一面。英国爱丁堡大学设计信息学数字文化遗产教授、《数字人文导读》主编梅丽莎·特拉斯（Melissa Terras）对记者表示，消除语言障碍将拓展数字人文项目的交流空间。然而，该领域还需更多时间、资源和个人努力来提升翻译工具等语言技术的应用效率。

　　提升数字人文领域的文化包容性

　　北京师范大学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教授、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信息学系数字人文荣誉教授西蒙·马奥尼（Simon Mahony）对记者表示，尽管数字人文学科基于开放的国际交流和包容的文化沟通等理念创立，但当前以英语为主的数字人文社区排斥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学术参与。随着英语成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通用语言，数字人文学科在一个英语化的环境中发展了近70年。学科语言的单一化导致以英文为中心的偏见，扭曲了数字人文学科的评估标准，限制了研究主题。迄今为止，数字人文领域的主要研究中心、协会和门户网站都设立在美国和英国；著名的数字人文期刊侧重于出版、推广、资助英语著作。马奥尼提出，由于语言障碍，中文和其他非拉丁文的著作版本都无法被列入数字人文目录，也很难被欧美同行引用。

　　马奥尼在《文化多样性与数字人文》中提到，数字人文学科的英文文化圈偏见不仅表现在语言方面，还涉及研究材料的单一性。自人文计算时代以来，研究古典学和中世纪的欧美学者就使用计算机技术分析数据密集型的文本材料。1941年，意大利神学家罗伯托·布萨（Roberto Busa）发现，研究托马斯·阿奎那著述中拉丁语介词“in”（在，内在）在不同语境和上下文之中的意义，需要参阅超过1000万拉丁字词的手稿。于是，1949年布萨与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合作创建了“托马斯著作索引”这一拉丁文本语料库以提升研究效率。尽管大多数数字人文材料仍以文本的形式存在，例如大英图书馆的数字化报纸语料库和国家档案馆的人口普查记录等，西方学者正在努力创新研究课题，借助计算机技术提出新的文本问题。马奥尼还表示，一部分数字人文学者转向了研究非文本材料，例如利用无损成像技术复原古埃及棺材盖上原本看不见的文字；用算法协助重组壁画碎片；整理、收集、创建口述史开源数据库等。

　　特拉斯在采访中谈道，与日俱增的跨机构合作正在突破英文文化圈的文化阻力，挖掘数字人文领域的社会应用价值。不论在哪个领域、哪个机构工作，数字人文主义者都秉持与世界分享人类文化遗产的愿景。例如，1994年启动的“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是为数不多超越了语言限制和地理边界，向全世界传播人类文化遗产的数字人文项目。该项目与12个国家的22个机构合作，汇集了原本保存在敦煌市和丝绸之路东段的考古遗迹的所有手稿、绘画、纺织品和艺术品的图像信息，并开展文物编目、研究和教育推广等工作。在马奥尼看来，“国际敦煌项目”的可贵之处就是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物制作了高质量的数字文件，并把它们汇聚在一个虚拟空间，还原了敦煌文化体系的完整性。该项目不仅激发了世界对敦煌学的极大兴趣，还让西方承认了对中国文化、技术、创新和学术的巨大亏欠。此外，“国际敦煌项目”成果以多语言（英文、中文、俄文、日文、德文、法文和韩文）的形式发布在各种托管网站，拓宽了敦煌学的受众面，是数字人文学术传播和文化包容的典范。

　　在过去70年里，数字人文领域的全球化进程有目共睹。数字人文组织联盟取消了在欧洲和北美地区交替举行会议的传统，来到了悉尼（2015）、墨西哥城（2018）和东京（2022）等城市。然而，地理上的包容并不一定等同于学术上的包容。除了提升数字人文用语的多元化水平，马奥尼认为西方学者应该广泛地接触人文学者和计算机领域专家，才会意识到数字人文社区在文化、语言、性别、研究主题和学术地位等方面的多样性和创造力。

　　最后，马奥尼和特拉斯向记者表达了对西方国家削减人文领域预算的担忧。在英国，人文和艺术学科的政府资助要远低于理工科，导致许多人文学院、部门、课程面临着关闭或被取消的危机。与此同时，后疫情时代画廊、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预算也在变少。对此，特拉斯表示，社会必须要有比商业文化和消费活动更远大的追求。在马奥尼看来，数字人文是重新展现人文领域的活力和价值，赢得政府资助和社会关注的关键。因此，数字人文学者需要不断让国家看到数字活动在艺术和人文研究中的潜力，争取政府的长期支持，制定连贯的管理政策。而资助多级别的跨学科项目、承办多语言会议、出席国际交流活动、提供出版和翻译服务等，都是一个国家数字人文长期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