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45—1618）是西班牙历史上的知名学者和传教士。他一生从未踏足中国土地，亦不懂中文，却写出了一部在欧洲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品——《中华大帝国史》，这不能不令人称奇。该书对16世纪的中国进行了全景式介绍，成为当时欧洲权威的“中国学”著作，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向16世纪欧洲介绍中国

　　门多萨幼时受过良好的教育，17岁远赴墨西哥，成为一名传教士。随着西班牙占领菲律宾群岛，有关东方世界的各种信息成为墨西哥当地的热门话题，也引起了门多萨对中国的兴趣。

　　1581年，西班牙国王命门多萨率团从墨西哥横渡太平洋，经菲律宾出使中国。但当时政治形势突变，导致计划落空。无奈之下，门多萨于次年从墨西哥返回西班牙。1583年，他在罗马觐见了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当时罗马教廷欲在东方拓展势力，对中国格外关注，但苦于信息闭塞，于是委派门多萨编写一部介绍中国的书籍。门多萨搜集整理了前人的信札、著述、文件、使华报告等，于1585年出版了《中华大帝国史》一书。

　　该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中国国情的介绍，分3卷。第1卷下列10章，介绍中国的疆域、地理概貌、气候、土壤分类、行政区划等。第2卷也有10章，介绍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和对超自然力的崇拜。第3卷24章，涉及中国古代帝王的世系、税赋、差役、军队、行政管理、司法、科举等。第二部分由三位传教士在中国的旅行札记组成。

　　在门多萨的笔下，中国是个地域辽阔的文明古国，中国人自称“大明人”，全国被划分为15个省（两京和十三承宣布政使司），每个省都面积广大。中国境内有完好的道路网，使城镇相连。“官道”路面平整、宽阔，可容15人骑马并行。路旁商店林立、绿树成荫，如同罗马时代的大道一样。有些城市内部有水道相连。中国人富有建筑才能。建筑用材举世无双，一种用“白土”做成的方块（即砖）坚硬无比，不用锄头很难将其砸碎。在北京，一座座宅邸有如庄园。中国有雄伟的长城，是非常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

　　门多萨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富饶而物价又十分低廉的国家。中国物产丰富，蔬菜种类远较西班牙为多，仅橘子就有三个品种，即甜的、酸的和甜酸适度的。中国的糖质地很好，非常洁白，价格也低廉。蚕丝色泽艳亮，质量超过西班牙城市格拉纳达的产品。中国的天鹅绒、丝绸和布匹价格如此之低，会使那些熟知西班牙和意大利纺织品价格的人大吃一惊。中国的农田管理得很好，在乡间，一块块耕田错落有致，犹如花园。中国出产的手工艺品极为精致。瓷器物美价廉，最精致的瓷器是贡品，薄如玻璃。中国商业发达，买卖兴盛。属于同一行业的商家往往会在同一条街道上开设店铺，人们看到第一家商店就可以知道这条街是卖什么商品的。中国的货币种类繁多，金、银凭重量使用。中国匠人的手艺主要在家族内部传承。

　　门多萨介绍说，中国军队有步兵，也有骑兵。中国不仅有战舰，而且可以较为快速地征集部署到位。中国的士兵在数量上多于欧洲，在器械上处于均势地位。在中国，皇帝掌握着统治国家的大权。各级行政官吏是通过科举产生的，也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力。中国有独具特色的法律体系。

　　在门多萨看来，中国历史悠久，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中国人是文明和有教养的，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中国的造船、造纸以及其他工艺都有优于欧洲同类技术的地方。许多中国人还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中国有自己独特的乐器。

　　综上所述，该书介绍了16世纪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风俗礼仪、宗教信仰以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分析了中华文明的特点。因此，其面世后轰动一时，很快被译成多国文字广泛传播，在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

　　产生广泛影响

　　欧洲很多有识之士阅读该书之后，痴迷于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例如，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受该书的影响，认为中国对获取白银比获取黄金更感兴趣，中国的金价与意大利的金价一样，是经常浮动的，但中国的银价一般比较稳定。此外，培根还曾在其作品中提到中国对火炮的使用以及外国人未经允许不得随意入境的法律规定。法国思想家、作家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其《随笔集》第三卷中说：“我们惊呼为奇迹的火炮和印刷术，世界另一端的中国早在一千年前就使用了。”“在社会治理和工艺发展方面，我们拥有某些优于他人之处。中国对此并不了解，更不曾与我们进行交流，但在这些方面却超过了我们。中国的历史使我懂得，世界远比我们所知的更大、更丰富多彩。”上述内容都可在《中华大帝国史》中找到来源。此外，荷兰商人、航海家扬·哈伊根·范·林斯霍滕（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也是该书的拥趸，其在《东印度之行》（德文版1596年、英文版1598年）一书中所写的关于中国的论述也是以《中华大帝国史》为基础的。《欧洲与中国》一书的作者、英国学者杰弗里·弗朗西斯·赫德逊（Geoffrey Francis Hudson）认为《中华大帝国史》的发表“可以看作是一个分界线，从此为欧洲知识界提供了有关中国及其制度的丰富知识”。法国汉学家裴化行（Henri Bernard-Maitre）则表示，“甚至《利玛窦中国札记》……都不能和它争胜”。

　　那么，这部书为何能造成如此广泛的影响呢？归根结底，是因为它回答了当时欧洲迫切想要了解的问题，即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为欧洲国家制定对华策略提供了依据。简而言之，此书迎合了时代的需要。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伴随地理大发现而发生的商业巨变为欧洲工农业生产带来了机遇。但16世纪中叶以后，从美洲掠夺的贵金属大量流入欧洲，造成银价下跌和物价上涨，欧洲出现经济衰退。西方学者将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震荡称为“价格革命”（又称“物价革命”）。在“价格革命”高峰期，欧洲经济陷入严重萧条，物价飞涨，各类商品都很匮乏。而同一时期，中国正处于明朝统治之下，经济正在蓬勃发展，甚至可以为国际市场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中国精美的丝绸、瓷器以及各类工艺品不断涌入欧洲。通过商品贸易，中国的文化甚至影响了欧洲人的生活习俗和时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华大帝国史》应运而生，恰逢其时地为欧洲国家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也正是通过这部书，当时的欧洲国家认识到他们只能将中国当作贸易伙伴而非侵略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的企图。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