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诗璀璨的星河中，李白的诗歌（以下简称“李诗”）是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不仅中国文人与读者痴迷其中，许多国外学者亦对其怀有极高的研究兴趣。李诗英译有200余年的历史，大部分为选译本，鲜见全译本；在译诗技法上，散体居多，诗体较少。不同译者群体的译文各有千秋，他们在文化“交游”中，为李诗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找到了不同的突破口。

　　李诗英译的三个阶段

　　虽然有关诗歌可译性的争论一直存在，但是翻译诗歌的努力却从未间断。自18世纪中叶开始，李诗英译活动赓续不断，延续至今。通过对中外译本的系统爬梳，笔者将李诗英译史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初期之前，是李诗英译的早期阶段。16世纪末，随着传教士来华，中外文化的碰撞催生了较多的汉诗英译作品。中国学者王丽娜认为，最早将李诗译为英文的是英国政治家、诗人索姆·詹尼斯（Soame Jenyns）。之后，又有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理雅各（James J. Legge）、罗伯特·道格拉斯（Robert Douglas）、赫伯特·艾伦·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等英国传教士、外交官和汉学家尝试翻译李诗。德庇时曾译《赠汪伦》和《晓晴》。道格拉斯曾译《登金陵凤凰台》，并将译作发表在其所著《中国》（China）一书中，书中附有原诗的拼音，供外国读者吟诵。

　　这一时期，李诗英译者多为英国人。译者未将李诗作为一个独立对象来研究，而是将其作为中国文化典籍或唐代文学的一部分，所译李诗数量不多，研究深度不足。译者受中西方文化差异影响，常出现误读现象，存在对诗歌本意的理解偏差。大部分译者受西方诗歌创作趋势影响，采用了散体形式翻译，译文难以再现原诗的音韵美。

　　第二阶段为20世纪前半叶，在这一时期，李诗翻译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逐渐形成了一些翻译准则。彼时，美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新的角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日趋活跃，也出现了一些代表性李诗译者。包括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等。此外，英国汉学家阿瑟·威利（Arthur Waley）和日本翻译家小畑薰良等人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庞德是当时以自由体英译中国诗歌的代表，是中国古诗走入美国诗坛的引领者之一。其译著《华夏集》（Cathay）和《五年间》（Lustra）分别收录了7首和12首李诗。他突破了格律的束缚，以传达原作的意境为重，这使得其译文受到西方读者的喜爱。当时，深受西方学术界好评的还有宾纳等人合译的《群玉山头：唐诗三百首》（The Jade Mountain: a Chinese Anthology, Being Three Hundred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该书收李诗27首，同样采用了散体意译法。威利的译著中涉及李诗的有《汉诗选译》（More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和《汉诗选译170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他还在刊载于伦敦版《亚洲季刊评论》的《诗人李白》（The Poet Li Po）一文中列举了23首李诗译文。日本学者小畑薰良在美留学期间出版英文本《李白诗集》（The Works of Li Po, the Chinese Poet）。他同庞德一样，采用散体意译方式，不拘泥于形式和韵律，其译文旨在向读者传达原诗中所含的思想感情。《李白诗集》在欧美数度再版，至今依然吸引和影响着无数读者。

　　这一时期，李诗美国译者的译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开始超越其英国同行，译者群体从传教士、外交官发展到专业译者、诗人等，其成因或在于美国蓬勃开展的新诗运动。该运动在高潮时曾以中国古诗为武器，试图摆脱英国诗歌传统的束缚。

　　第三阶段为20世纪中后期，在这一阶段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国内译者开始在汉诗英译上发力，不仅涌现出大量译者，而且产生了传播效果上乘的译本，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古典诗歌作出了巨大贡献。代表性译者有翁显良、许渊冲等。翁显良主张用自由体表达中国诗歌所蕴藏的意象。翁显良在其所著专集《古诗英译》（含李诗）中，将汉诗英译的理论运用于实践，选译的诗歌时间跨度大、种类多，是一本富有特色的汉诗英译佳作。许渊冲认为汉诗英译，既要工整押韵，又要境界全出，力求完美。他致力于把唐诗、宋词等译为英语韵文，提出“三美”理论，并将其运用于翻译实践，尤其是诗歌翻译中。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译者参与李诗英译，通过译本努力向西方读者介绍李诗，其贡献不仅在于翻译实践，还在于翻译理论。2020年10月，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赵彦春译著《李白诗歌全集英译》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李白存世诗歌1052首，共8卷。在书中，赵彦春以其创立的翻译学归结论为基础，向读者和其他译者展示了关联参数在翻译过程中的具体运用及效果，为读者整体分析评价译作提供了指标框架。

　　诗体散体各不同

　　总体而言，国外李诗译本以散体、选译为主，国内李诗译本以诗体、选译为主。诗歌翻译中一直存在诗体与散体之争，争论的焦点在于译文中是否应保留原诗的韵律。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考察可知，诗体译者偏向于语言人，彰显了语言性；散体译者偏向于社会人，其社会性更为突出；两类译者彼此相连，只是侧重不同。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周领顺认为，译者对原文的定位、译者对读者的定位（包括译入与译出）、译者对自己的定位，乃至译者对译文的定位都直接影响着译文的走势，几个“定位”之间彼此关联。这些都是出于务实的需要，所以，也会有相应务实的态度与手段，即使对偏于“求真”的文学型文本而言，同样要保持较大的自由度。

　　前文提到的部分译者将李诗译为散体，甚至有译者将散体译为诗体。原因或在于文学型文本通俗化程度较高，故而译者介入的成分也就较多。对于译者而言，为了求取最佳语境效果甚至市场效果而部分偏离“忠实”是常见现象，这是从动态的人本视角看待问题。

　　纵观李诗英译史，笔者认为，虽译者众多，译本纷呈，但也存在不足与问题。第一，在选诗数量上，绝大部分译本所涵盖的李诗篇目有限，且重译、复译现象明显。第二，在译诗质量上，由于译者身份、译诗目的、译诗理念等不尽相同，现有译诗在质量上参差不齐。第三，在译诗技法上，诗体/韵体/格律体、散体/自由体均有所见，译界未就其译法达成共识，以至于译者们各行其是，创造出随心所欲乃至良莠不齐的译本。

　　根据李诗英译者的身份特点，可将其分为传教士或外交官、汉学家或英美学者、诗人和华人学者四类群体，其译文各有千秋。传教士或外交官群体译诗时常将汉诗格律进行本土归化，汉学家或英美学者群体侧重李诗意义和精神的再现，诗人群体偏重译诗的审美追求，华人学者则更多关注李诗对中华文化元素的传达。以上国内外译者在文化“交游”（社会交往）中，为李诗在英语国家的传播与接受找到了不同的突破口，使诗仙远游，诗魂传播。通过中外译者的不断追求与努力，外国读者对李白及其诗歌有了更多的认识，同时，李诗对于世界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李诗英译不仅可以助力中国古典文学的广泛传播和研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英语文学，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融与文明互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李白诗歌全集英译及译本对比研究”（17AZD040）、2020年甘肃省高等院校外语教师发展研究项目“网络实践共同体对甘肃省高校英语教师科研领导力发展的影响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