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社会民主主义虽源自欧洲，但毕竟生长于拉美独特的政治土壤和社会环境中，其政治主张，如对民主的理解、对政党定位的认识、对社会变革方式的选择等，具有显著的拉美特色。

　　重视维护政治民主

　　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一样，拉美社会民主主义也认同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多党竞争制，《圣多明各决议》提出，“政治民主就是要在多元化制度中，使社会各阶层真正地参与政治……举行自由选举，尊重人民的基本自由”。目前，拉美的30多个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尽管政坛影响力不同、实力不均，但均在本国宪法规定的制度框架内参与各项活动，积极谋求总统和议会选举的胜利。然而，拉美社会民主主义对民主的理解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并不完全相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对民主的理解更倾向于经济、社会和国际方面，拉美社会民主主义则更强调维护政治民主，实现国家政权的有序更迭，进而谋求其他方面的民主。

　　拉美社会民主主义重视政治民主，是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历史上看，拉美自摆脱殖民统治以来就渴望实现政治的民主化，然而其民主化之路颇为坎坷。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各国相继实现了民主回归，政权的更替大都以民主选举的形式实现。表面上看，拉美的民主化进程似乎摆脱了以往的周期性倒退，然而，拉美的政治民主体制仍很脆弱，如何保持政权稳定仍是拉美社会民主主义关注的重点。

　　从拉美民主政治的现实看，一方面，拉美地区的选举活动经常与贿选、暴力行为和营私舞弊等现象相联。例如，在2021年墨西哥中期选举竞选活动开始后的200余天内，有超过80名政治人物遇害，其中35人为此次中期选举候选人。可见，拉美需要实现稳定完善的民主政治来保证选举活动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拉美地区民主政治的相关制度性建设还有待加强。民主的实现归根到底要靠法律化、程序化的制度来保障，缺乏制度保障可能使政党的长期发展陷入低谷，甚至会引发组织分裂等一系列问题。由此可见，其所处地区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状况使拉美社会民主主义更侧重于维护政治民主。

　　以中下阶层为基础的政党定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社会民主主义调整了其在政党方面的定位，如智利社会党在1983年恢复合法地位后，不再强调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是将自身定位变更为“全国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党，因此也是所有智利人的斗争工具”。然而，大多数拉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经历新自由主义改革挫败后，重新回归左翼传统，认为应该植根于社会中下阶层，重点维护中下阶层的利益。譬如，委内瑞拉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就在其党章中明确指出，党“代表工人、农民、雇员、专业技术人员、学生和青年、中小生产者、城乡企业主、边缘人群，代表所有希望建设公正和民主社会的人们的愿望和诉求”。

　　拉美社会民主主义以中下阶层为基础的政党定位有深刻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在拉美社会民主主义发展历程中，民众主义影响深远。秘鲁政治领袖、民众主义思想家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1895—1979）对拉美社会阶层和发展道路的分析，为拉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定位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认为，秘鲁人民党（又称“阿普拉党”）是多阶级的政党，中间阶层是革命的决定力量，这里的拉美中间阶层在当时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既有城市中的小工商企业主、律师、医生、教师等，也包括部分商业机构雇员和公共机构专业人员。他建议组建一个由中间阶层领导的，包括农民、工人的“多阶级”联盟。尽管其对拉美社会各阶层状况的认识，是以对20世纪40年代前拉美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分析为基础的，但以中下阶层为主的“多阶级”联盟思想对拉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定位产生了深远影响。

　　社会结构的现状是拉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定位的现实依据。1940年之后，拉美社会结构进入急剧变化时期，资产阶级迅速成长、无产阶级数量大增，中产阶级数量减少。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林恩·史密斯所言：“绝大多数拉美社会都是严格分裂为极少数贵族和广大民众两部分的，前者处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后者处于金字塔的底部，二者之间是少数中产阶级。”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社会分层进入巩固期并走向固化。这种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一直延续到现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将拉美地区人口划分为高收入、中高收入、中间中等收入、低收入、贫困线以上的低收入、一般贫困、赤贫7个等级。据其统计，2020年，7个等级的收入占比情况为2.8%、3.9%、14%、19.1%、26.5%、21.2%、12.5%。可见，中低收入阶层人口规模庞大。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拉美社会民主主义将政党定位为以中下阶层为基础是彰显左翼色彩、提高民众支持率的必然选择。

　　奉行“革命的改良”社会变革方式

　　拉美社会民主主义虽倡导改良，却带有浓厚的革命民族主义意味，从其政党名称上可以看出这一点。它们很少像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那样直接将政党命名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而是多称为“革命党”“民族解放党”“独立党”“民主行动党”等。拉美社会民主主义所主张的“革命的改良”社会变革方式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保留现有国家机器，在资产阶级体制框架内进行民主选举，对社会结构加以和平改造，建立自由、民主、平等和公正的新社会。二是突出革命特色，一旦独裁统治卷土重来，绝不放弃武力反抗。并且，许多拉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党纲中至今仍保留有“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等字眼。

　　拉美社会民主主义在其社会变革方式中保留“革命”的一面，既有内部原因又有外部原因。军人干政现象周期性爆发的历史传统是拉美社会民主主义保留诉诸暴力策略的内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原有的军政府纷纷倒台，但军人交出政权并非完全出于对民主的认可和善意，而是在国内国际压力下的无奈之举。这种“民主”背后充斥着左翼进步力量对军队的各种妥协与让步，军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其影响力仍不可小觑。拉美恢复民主制以来，军队引发的政治危机仍时有发生。如1991年，海地军队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2019年玻利维亚右翼势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产生的、由埃沃·莫拉莱斯领导的左翼政权。可见在拉美国家，军人干政的传统并未消失，在这种政治生态环境中，保留诉诸暴力的策略是拉美社会民主主义在非常状态下的选择。

　　右翼势力与美国霸权主义遥相呼应的外部形势是拉美社会民主主义保留诉诸暴力策略的外部因素。拉美地区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增加了其保持政治自主性的难度，拉美的特殊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其与美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美国可以通过当地右翼势力遥控拉美局势，维护其在拉美的政治、经济利益。美国的干涉加剧了拉美地区动荡与不安的局势。可以说，拉美的军事政变及政治动荡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一旦民选政府被颠覆，国家的民主状态中断，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在内的左翼政党就可能会诉诸武力。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比较视阈中的拉美社会民主主义研究”（18YJC71003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