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福德（John Minford）是当代享誉世界的英国汉学家、翻译家，他把《红楼梦》（后四十回）、《聊斋志异》等众多中国经典名著译成英文，其译本在海外广受欢迎，奠定了他在世界汉学领域中的地位。50余年来，闵福德致力于翻译、研究、阐释和传播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中国文化结缘

　　闵福德学习中文始于偶然。1964年他考入牛津大学，主修了拉丁语、希腊语、历史、哲学等科目，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功底和文化素养。来到牛津大学中文系，他结识了改变他命运、带领他走上中国文化翻译之路的著名汉学家霍克斯教授，他的翻译知识几乎全是霍克斯传授的。1968年，他以全优的成绩获得了牛津大学的中文一级荣誉学位。同年，他向霍克斯教授提出翻译《红楼梦》，在霍克斯的精心指导下，两人合作翻译的《红楼梦》（后四十回）被视为珠联璧合之作，是英语世界接受度最高、影响力最广的译本。

　　1977年，闵福德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华裔汉学家柳存仁。柳存仁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他是活生生的中国文化百科全书，是他引领闵福德深入体会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1978年，闵福德赴天津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课程，在此期间他把柳存仁所传授的宋词知识学以致用，翻译了缪钺先生的名篇《论词》。1980年，闵福德转赴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结识了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三位导师宋淇，宋淇帮他取了“闵福德”这个中文名字，他从自己的中文名字中看到了“通往中国文学之门”的希望之路。在三位良师的带领下，他走进了中国文化的奇妙世界，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译作备受好评

　　闵福德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翻译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编选、翻译各类文选等领域。他对中国古代典籍情有独钟，认为它们代表了“最好的中国”，具有永恒的价值。他深知“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所以他选择最能代表中国文化、最能体现“最好的中国”的古代作品进行翻译。他翻译《红楼梦》（后四十回），是因为《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在于常读常新，“每次阅读都能发现新的震撼人心的东西”。他翻译《聊斋志异》要传达出故事背后的“孤愤”情怀，要“帮助读者看到故事以下更深层的内容”。他翻译《孙子兵法》是要告诫人们“做出决定或行动之前，学会纵观全局，不拘泥于事物的细节，专注其本质”。他翻译《易经》是因为它被誉为群经之首，是中国一切科学、哲学和文学的源头，是中国人的智慧全书，对他而言，翻译它不仅可以探索中国文化之奥妙，还能“研究大自然的基本原理，从而获知生命的意义”。他翻译《道德经》是因为它凝聚着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反映出中国智慧的深邃广大，要让西方读者了解“道家思想与中华文化密不可分”，“中国最好的诗人几乎都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好像是成为诗人必备的条件一样”。因为这些书极具中国特色，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典范，且具有较高的翻译水准，均被企鹅出版社收入企鹅经典丛书。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闵福德和宋淇联合编著了《山有木兮：中国新文学选集》，这是第一本汇集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新文学作品以及一些海外作家的中国文学作品选集。闵福德翻译了金庸的封笔之作《鹿鼎记》是要“让英语读者了解金庸的武侠世界以及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他的翻译还获得了金庸的肯定，金庸亲自为其英译本作序。他先后多次来到中国，在香港结交了也斯、西西等好友，翻译了也斯的《岛和大陆：短篇小说选》，他认为也斯的小说具有浓厚的历史感、强烈的现代感和深刻的现实感。他和朋友一起翻译了西西描写香港社会底层艰辛与忧患的《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他要通过翻译展示“香港文学独特的一面”。

　　在编选、翻译各类文选方面，闵福德与柳存仁合编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小说： 清代至民初言情小说》，组织了张爱玲、刘师舜、王际真等人对中国的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海上花列传》，谴责小说《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及鸳鸯蝴蝶派小说《啼笑因缘》等言情小说进行系统翻译和介绍。他与庞秉钧、高尔登选编、翻译了《中国现代诗一百首》，既收录了刘半农、胡适、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等新诗开拓者，也有余光中、黄国彬、痖弦、郑愁予等现代诗的继承者，更有北岛、芒克、舒婷、梁小斌、顾城等当代朦胧诗人。这本诗集既是对中国新诗百年的历史回顾，也集中展现了中国诗歌百年的历史成就，受到海内外读者的欢迎。

　　推动汉学发展

　　闵福德的翻译思想与翻译实践、汉学研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闵福德认为严复的“信、达、雅”三律，简明扼要，放之四海而皆准，若要补充，或可从钱锺书说，再加一律“化”。他对严复的“三律”进行了全新的阐发与拓展。“信”，诚也，忠实原文，译者要挖掘、保留文本中中国文化的原文原貌、原汁原味。他秉承直译，他信奉四海之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并将此作为自己的翻译信条，译必求工，技进乎道，追求技道合一。“达”，通也，他认为，译者要不囿于原文的形式与内容，要有选择地取舍，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同时要深入文稿，融会贯通，努力使译文通畅明了。“雅”，正也，要合乎规范且简明典雅。他提出，译者通常认为通晓汉语最重要，但这只是翻译的第一步。霍克斯是优秀的翻译大师，并非只是因为他有坚实的汉语功底，而是他也有深厚的英语造诣。他阅读了大量的英文经典著作，掌握了丰富的英文措辞、修辞手法与翻译技巧，他的英文译本语言妥帖、优美文雅。“化”，化境，闵福德认为霍克斯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再创作，是在追求翻译中的化境。翻译需要译者学会对文本进行重组、重铸与重塑。这种重组、重铸与重塑就是译者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翻译，根本目的在于彰显中国文化的风神逸品与气韵生动，把最具有中国风格的东西、“最好的中国文化”奉献给世界。

　　他翻译《易经》，第一次创造性地采取“一体两翼”的文本结构，即全文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一部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中国“智慧之书”的译本，经传对照，用更多的篇幅阐释卜辞的微言大义，赋予读者人生的启示，进而提升生命的境界；其二是一部中国“青铜时代”卜筮之书的译本，译者只译“彖传”和“爻辞”，尽量还原《易经》符号的原始神秘状态，使读者体验古人如何看待并认识这个世界的潜在可能。他翻译《聊斋志异》时，创新性地在译本的导言及译本结尾处所译《聊斋自志》前添加的译者笔记中，聚焦《聊斋志异》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剖析作家的个人经历、创作动机、思想倾向与作品精神意蕴的关联，揭示出抑郁孤愤是《聊斋志异》最根本、最真实的情感底色。闵福德重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脉与深层结构，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着重指出中国文化、中国的传统生活方式都是世界性的伟大遗产，属于整个人类社会，对西方汉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闵福德对中国文学、文化典籍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传播和接受发挥了巨大作用，推动了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融入西方世界，促进了英语世界的汉学研究。深入挖掘闵福德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研究、阐释与译介，系统剖析其翻译实践、翻译思想与海外影响，探究中国文化进一步“走进”西方世界的方法和路径，可以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诠释好中国精神提供思路和启发。

　　（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