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夏、商、周三代也被称为青铜时代。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铸造作为祭祀和战争重要物质载体的青铜礼器与武器，自然是大事。铸造青铜器，首先需要青铜原料（经冶炼而成的铜料、锡料及铅料）。三代王朝青铜原料的来源（以下简称“青铜矿源”）在哪里，自20世纪20年代殷墟科学发掘以来，一直是学者们深感兴趣但又极具挑战性的问题。与之相关的是，大量青铜原料的运输、流通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周代有一个专有名词来描述青铜原料的远距离运输，叫“金道锡行”，即运输金（铜）、锡等原料的路线。随着80年代以来中国科技考古的迅速发展，青铜矿源问题有了解决的希望，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如锡同位素方法的完善）上仍面临挑战。鉴于青铜矿源问题的复杂性，解决此问题需要多学科的合作和多方法的运用。从金道锡行入手，无疑会提供一个重要的角度和思路。如果三代王朝都存在金道锡行（当然原料运输的具体线路可能不一样），那么沿着金道锡行的区域应该有相应的考古遗迹或遗址，在相关区域内也一定会有丰富的铜、锡等矿产资源，这将会缩小矿源寻找的范围。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金道锡行是否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为探寻三代王朝青铜矿源间接地指明了途径。

　　考古发掘坐实金道锡行

　　“金道锡行”作为专有名词，首见于传世的青铜器曾伯簠。该器的时代为春秋早期，铭文中有这样的句子：“克狄（逖）淮尸（夷），卬（抑）燮繁汤（陽），金道锡行，具既卑（俾）方”（如图）。由于曾伯簠是传世品，一些学者曾经质疑该铜器是否为真品，其铭文的重要性也大打折扣。

　　幸运的是，湖北京山县苏家垄遗址的考古发掘，使曾伯簠的真实性得到确证。苏家垄墓地的M79、M88两墓各出“曾伯”壶2件，铭文完全相同。其内容释读为：“唯王八月，初吉庚午，曾伯桼（）哲圣孔武，孔武元屖，克逖淮夷。……子孙永宝。”（方勤等：《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考古收获》，《江汉考古》2017年第6期）

　　对照曾伯壶与曾伯簠的铭文，不但器主的名字一样，且字体、语气也很接近，还都有“克逖淮夷”之句。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传世的曾伯簠真实可靠，这也坐实了“金道锡行”作为周代专有名词的可靠性。更重要的是，金道锡行这一专有名词揭开了青铜时代一个重要的、容易被忽略的历史事实，即对三代王朝而言，青铜原料存在远距离的运输，且形成了大致固定的运输干道。

　　三代王朝铸造了大量的青铜器，那么对这些王朝来说，其铜、锡原料是否可以在直接控制的范围之内（即京畿及周围地区）获得？“金道锡行”这一名词的出现，表明至少在东周早期，周王朝的一些原料需通过金道锡行远距离获得。那么，这个专有名词可否用于三代王朝呢？由于三代王朝的疆域与经济、政治情况各异，因此需要分开来陈述此问题。

　　夏代可能存在金道锡行

　　《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这句话中含有“远方图物”“贡金九牧”的字句，可见在东周人看来，从九州（九牧）之地“贡金（铜）”于夏王朝的事情是存在的，而且青铜原料是远距离输送的。也即是说，夏王朝可能存在金道锡行。

　　《尚书·禹贡》（战国时整理成书）被认为是追述夏代经济地理的经典著作。该文提到“荆州”和“扬州”都向夏王朝上贡“金三品”（金三品是三种颜色的金属，指铜、锡及青铜合金）。“荆州”和“扬州”的范围，大致是现今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或者稍大些。可见，在战国人看来，铜、锡原料是“荆州”和“扬州”的特产，且向夏王朝进贡。夏代都城在河洛及附近地区，从距离上看，青铜原料是作为贡品通过金道锡行纳贡的。

　　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的开拓者之一金正耀对二里头遗址62件青铜器做过铅同位素比值检测，认为二里头四期（相当于夏朝晚期）铜器中的铅料产地可能位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地区（《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文物》2000年第1期）。按照他的研究，山东半岛已距离二里头遗址（夏王朝的王畿地区）较远，辽东地区更为遥远，这表明夏代可能存在远距离的金道锡行。

　　商代以锡料运输为主

　　商朝尤其是殷墟时期的青铜铸造，达到了青铜时代的第一个高峰。商代前期（以郑州为中心）和后期（以安阳为中心）的疆域变化颇大。因此，青铜矿源问题比夏代更为复杂。

　　学术界对商朝的青铜矿源争论较大，大体来说，分“中原说”和“南方说”。“中原说”认为，在商王朝京畿及可直接支配的地域范围内应存在铜矿和锡矿。“南方说”则认为，商王朝的锡料、铜料等应主要来源于长江流域或岭南地区。需要特别提出的是，长江流域包括距离商朝京畿遥远的长江上游——西南地区。（金正耀利用铅同位素比值法，首次发现商代的青铜器含高放射性异常铅，提出了有较大影响的“西南说”。但近两年的演讲中，他对“西南说”的看法似已有变化。）

　　笔者在《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商王朝锡料来源与“金道锡行”》（《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中，从科技考古、古代文献、矿产地理及考古学等方面对商王朝锡料来源问题做了综合性考察。笔者认为，商王朝的京畿及其周边地区有铜矿、铅矿分布（如晋南矿区近些年发现了千金耙、西吴壁等夏商时期的矿冶遗址），因此铜料、铅料不一定都要从南方输入。但是，河南及其周边省份山西、陕西、河北及山东，都缺乏有开采价值的锡矿。其中，个别省份有锡矿，但数量很少，且都是些很小的矿点，不足以供应商王朝所需的大量锡料。因此，商王朝的锡料来源地应在中原地区之外寻找。换句话说，至少商朝的锡料可能仍需要远距离的输入，江西及湖南最有可能是商王朝的锡料来源地。另外，笔者提出，商朝的金道锡行可能主要是运输锡料，铜料只是顺带输送。

　　西周金道锡行趋于多元化

　　西周作为偏居西陲的蕞尔小邦，打败“大邑商”，建立了分封制王朝。由于其都城分布在周原（宝鸡），宗周丰、镐两京（西安）及成周洛邑（洛阳）三个区域，因此，其青铜原料的来源可能比商朝更加多元化。限于篇幅，我们主要就周王朝南方可能存在的金道锡行做一分析。

　　第一，出土铜器铭文暗示金道锡行的存在。20世纪70年代，周原遗址扶风县白家村出土有青铜器“史墙盘”。该盘有铭文284字，其中有“宖鲁邵（昭）王，广楚荆，隹（唯）寏南行”。裘锡圭认为，“寏”“贯”音近，“唯寏南行”即“唯贯南行”，就是指贯通南方的道路。他进而指出，周昭王征伐南方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想贯通从南方掠夺金属的道路。（《史墙盘铭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换言之，周昭王南征的动机是想打通南方金道锡行的通道。

　　第二，长江中下游地区可能是周王朝铜、锡原料主要矿源地之一。对于锡料而言，周王朝的京畿分别在陕西和河南，根据文献、考古学文化及矿产地理，湖南或江西仍然应是其主要的锡料来源地区之一，这与商朝类似。另外，辽西地区和甘青地区也值得注意。根据李延祥等学者的考察，辽西发现了商及西周时期古锡矿的开采遗迹，如克什克腾旗的喜鹊沟等锡矿遗址。甘青地区也有一定的锡矿赋存。

　　对于铜料，根据科技考古及冶金考古成果，可以推断，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鄂东南和皖南地区应是周王朝重要的供应地之一。郁永彬等学者对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出土的曾国部分铜器进行了铅同位素比值的检测。结果发现，曾国铜器（成分为锡青铜）的铅同位素数据比值，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安徽铜陵、江西瑞昌、江西铜岭和大冶铜绿山的古冶炼遗物或铜矿的铅同位素数据均有重叠，与大冶铜绿山古矿区铜料的数据更为接近。另外，该文把曾国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与西周都城（如成周、丰镐及周原）出土铜器的铅同位素数据进行了比对，发现也有一定程度的重叠（《关于叶家山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研究的几个问题》，《南方文物》2016年第1期）。这些研究成果表明，曾国铜器的部分铜料来源与周王朝一致，而且都有一部分铜料应来自鄂东南及皖南地区，曾国应是南方青铜原料输送到周王朝的重要中转站。

　　第三，西周王朝南方的金道锡行。根据以上对锡料和铜料的分析，西周王朝南方的金道锡行可能有两条主干道，即途经江汉间的金道锡行和途经江淮间的金道锡行。

　　江汉间的金道锡行大致如下，来自长江中下游的铜、锡原料，沿汉水之东及随枣走廊（位于随枣走廊的曾国，近些年出土的一些铜器，已明确表明曾国有“君庇淮夷、临有江夏”及维护金道锡行的作用），经南阳盆地，到达洛阳或西安；或者自鄂东南穿越桐柏——大别山的某些隘口（包括但不限于“义阳三关”），经今信阳或其所属县市，到达洛阳。江淮间的金道锡行相对简单，产自长江中下游的青铜原料沿江到皖南一带，北过长江，经江淮及淮河中上游地区，然后输送至洛阳及中原地区。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商及西周长江中下游冶金区锡料来源探索”（2015M58097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周代汉淮地区列国青铜器和历史、地理综合整理与研究”（15ZDB03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