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具有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资源，这里是东连中原，南下巴蜀，北上甘青的交通要道，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这里还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中国礼乐文化的诞生地。商周时期的宝鸡采邑辐辏、贵族云集，数量众多的墓葬和窖藏见证了那个让孔子也赞叹不已的伟大时代。

　　宝鸡被誉为“青铜器之乡”，主要原因还在于西周有铭青铜器的大量出土，其特点主要概括如下。

　　首先是出土年代早、数量多。据《汉书·郊祀志》记载，西汉宣帝时扶风美阳出土一件铜鼎，时任京兆尹的张敞释读后认为，这是一个名叫尸臣的贵族因受周王赏赐，作器以为纪念。该器遂成为文献明确记载的宝鸡地区最早出土的一件西周有铭青铜器。

　　《考古图》中收录北宋年间宝鸡地区出土有铭青铜器共计15件，包括东宫方鼎、伯庶父簋、牧簋、叔良父盨、伯克壶等。清代末期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百多年里，出土了很多国宝重器。如毛公鼎、大克鼎、大盂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等。铭文字数动辄百余字，洋洋洒洒，气势恢宏。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考古事业的大发展，更多有铭青铜器破土问世。

　　从以下几组数据可以看出宝鸡青铜器的价值与地位。吴镇烽先生35卷本《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和4卷本《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共收录公私收藏的有铭青铜器20895件，其中西周青铜器7373件（相当一部分没有出土地点）。张天恩先生《陕西金文集成》中共收录有铭青铜器1973件，其中宝鸡出土991件，包括西周青铜器934件（含少量周墓中出土的商器）。由此可见，宝鸡有铭青铜器出土的数量占陕西省的一半，仅西周时期的有铭青铜器在吴镇烽先生收录的书中就约占13%。

　　其次是长铭铜器数量居多。据《铭图》统计，宝鸡地区传世及考古出土的超过100字的西周长铭青铜器有67件，总字数近一万两千字。铭文主要集中在鼎、簋、盘上，如毛公鼎497字、四十三年逨鼎320字、大盂鼎291字、大克鼎290字，牧簋221字、簋134字、簋124字，逨盘372字、散氏盘350字、墙盘284字、虢季子白盘111字。长铭青铜器字体古拙质朴，笔意婉转流畅，谋篇布白舒朗，内容浩瀚宏富。周人以蕞尔小邦灭掉大邑商后，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政治理念。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青铜礼器从装饰风格到器用制度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与瑰异狞厉的商代青铜器相比，西周铜器的造型归于理性。虽然偶有纹饰繁缛夸张者，但数量毕竟有限。殷人尚酒，周人重食。从礼器组合的角度而言，鼎簋取代觚爵成为了礼器的核心，以盘盉为代表的水器数量也逐渐增多。这些大体量的青铜器为铭文的展示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这大概也是周初长铭铜器得以流行的客观原因。

　　《礼记·祭统》中专门对青铜器铭文的意义作了阐释。“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文中又说：“是故君子之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铭文铸造的目的是为了称颂祖先的美德，以完成孝子的心意。遣词用句都要仔细斟酌，然后才铸之于祭器上。君子在观看这些铭文时，不仅赞赏被称颂者的美德，同时也赞美作器者的行为。由此可见，那些结构规整，却又辞趣翩翩的青铜器铭文，不仅是祭祀时告慰先祖的需要，也是将家族荣耀永续传承的需要。对青铜器铭文的重视成为西周长铭青铜器流行的主观原因。

　　最后是长铭青铜器作为宗庙重器，多为窖藏出土。窖藏是宝鸡地区青铜器常见的一种出土方式。与墓葬不同，窖藏中常常存放有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器物。这对于了解西周时期世家贵族的分布、相互关系，以及职官制度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尽管辽宁、四川、湖南、河南等地均有青铜器窖藏发现，省内丰镐地区张家坡、马王村、新旺村等也曾陆续出土，但从窖藏密度、出土频次以及数量上看，宝鸡地区尤其是扶风、岐山交界处的周原核心地带最为显著。自1949年以来的70多年间，宝鸡地区共发现青铜器窖藏40余批。例如1960年扶风齐家村窖藏39件，其中28件有铭；1976年扶风庄白村窖藏103件，其中75件有铭；岐山董家村一号窖藏37件，其中30件有铭；眉县杨家村窖藏27件，件件有铭。张懋镕先生曾对周原出土的西周有铭青铜器做过专题研究。他在梳理了周公、虢季、微史、裘卫、毛公等能够排出详细世次和传袭关系的百年家族后指出，“我们看到的已不仅仅是几百件乃至上千件不会说话的青铜器，而是活跃在周原舞台上，此起彼伏，盛衰交替，演绎着一幕幕历史剧的世族人物，以及他们的首领——周王”。

　　伴随着灭商的步伐，文王迁都丰邑，武王营建镐京，政治中心看似不断东移。然而，那些百年世家的宗庙重器以窖藏的形式频频出现于宝鸡，这不得不让人深入思考周原在王室迁都后的性质与作用。张光直先生认为，“岐周一直是周室宫室宗庙重器仪仗所在”，相当于宗教中心。亦有学者认为即便都城迁移，周原依然是周王室的老家，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鉴于历史文献与考古遗存并不能完全对应，宋江宁先生独辟蹊径，从地理地貌与水资源分布的角度研究，提出关中平原经济中心区从大周原转移到西安地区这一现象主要发生在秦汉时期，“虽然就目前的资料而言尚不能确定周原是否为都城，但其作为西周时期最大的经济中心则毫无疑问”。从宝鸡地区发现的大量西周时期的考古遗存，以及伴随出土的众多有铭青铜器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宗教中心、经济中心往往是与政治中心相伴的。丰镐都城的修建与成周洛邑一样，恐怕都是出于军事战略的目的，而周原始终是西周时期的政治核心区。

　　（作者系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陈列研究室主任、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