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保护（child protection）一般是指保护儿童免受暴力、虐待和忽视等问题的侵害。为提高儿童保护的成效、可及性和覆盖率，需要基层社会组织——社区充分发挥其责任主体作用。美国是最早建立起“以社区为基础”的儿童保护体系的国家之一，通过关注、预防、处理虐待和忽视儿童问题，为儿童的社会再融入提供支持，美国的儿童保护体系起到了为各类遭遇困境的儿童输送福利资源、支持和赋能的作用，其政策规划和服务供给的运思理路可以扩展到整个儿童福利领域。

　　内涵仍在发展变化

　　美国儿童虐待与忽视咨询委员会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建议制定“新的、全面的、以儿童为中心、聚焦于家庭并以社区为基础的儿童保护政策”，并表示“以社区为基础”的儿童保护体系的主要策略应聚焦在城市社区、城郊社区和农村社区层面上；在社区层面发展对困境家庭和儿童的社会经济支持；广泛提供公共服务和基于志愿帮助原则的非公共服务（如志愿者、专业人士开展的自助项目等）。

　　之后，随着研究和实践活动的进一步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儿童保护具有了家庭赋权、优势视角等新属性。有关官员和学者认为，2010年之后，美国“以社区为基础”的儿童保护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第一，从以救助儿童为主转变为更具包容性的家庭赋权模式，包括以社区为基础提供家庭支持；第二，服务与社区或社区的文化、规范和优势相融合；第三，从评估识别风险因素转向识别和建立家庭的保护性力量等。在更深层次上，这一儿童保护体系试图改变儿童安全和儿童福利完全依赖其父母的观念，它扩大了考量范围，将社区的重要性和在儿童生活的整个环境中获得充分支持的必要性纳入其中。它的基础是加强团体间的关系，并获得来自学校、医疗机构和社区等的支持。

　　重视对系统性风险因素的研究

　　美国构建“以社区为基础”的儿童保护体系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儿童虐待社会生态学模型。目前此类模型多通过个人、人际关系、社区和社会四个层面来解释儿童虐待和潜在的预防策略。个人层面的因素包括年龄、性别、身体健康状况等生物学变量，这些变量可影响儿童虐待问题的发生率。人际关系层面的因素指那些和个人有密切社会关系的对象，比如家人和朋友，这些人可影响个体施虐和受虐的危险性。社区因素涉及发生社会交往的地点，如居住小区、学校等，这些地点的情境对儿童虐待也有影响。最外一层是社会，其因素包括影响儿童虐待的潜在社会环境因素，例如贫富差距、缺乏社会福利保障网络以及鼓励体罚儿童的社会规范等。

　　有关社会生态学模型提出后，社区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可以从社区结构和社区过程两个维度来归纳这些关于社区因素的研究，前者从静态的角度考虑社区风险因素，后者则关注社区居民间的互动。在社区结构因素方面，研究发现，贫困是虐待和忽视儿童问题的最强预测因素之一，社区贫困对儿童虐待发生率的影响与社区种族类型无关，社区贫困与较高的儿童躯体虐待和忽视以及性虐待发生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在社区过程因素方面，研究表明，许多存在儿童虐待问题的家庭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未能及时获得外界的帮助；一些虐待子女的家长在社交支持网络中朋友较少、与朋友的联系较少、从朋友那里获得的有质量的支持也较少；出现虐待和/或忽视行为的父母往往不参与社区等组织的集体活动。一些学者研究了社会支持对儿童虐待问题的影响机制，提出人际支持在父母处理情绪问题和控制冲动方面有帮助；情感和物质援助、儿童照顾服务在促进家庭健康功能方面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社交网络可以为父母提供育儿榜样。研究还发现，社会支持可以作为调节变量影响儿童虐待发生率，与贫困率相比，邻里之间相互了解和依赖的程度与儿童虐待发生率的直接关联更为紧密。

　　提供多样化的整合性服务

　　为了更好地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儿童保护，美国通过各类法律法规规定了“以社区为基础的项目”的目的、管理组织及职责、资金数额及分配、申请条件、项目要求、执行措施、评估要求以及网络建设。规定有关项目类型可以包括家庭资源项目、家庭支持项目、志愿家访项目、育儿教育项目、互助项目等。各项目可以提供跨专业、跨部门的整合性服务，包括：核心的家庭资源和支持服务；必须通过与其他地方性机构签订协议来提供的其他核心服务；可获得的任选服务。

　　有关社会服务机构以上述项目规定为依据，在实践中研发出了许多具体、有效的服务项目。荷兰学者玛尔切·范迪肯（M.W. van Dijken）2016年的研究将这些项目归纳为四类：第一类以社区为背景。这是最常见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干预。这种干预以社区作为地理空间，主要采用教育策略，关注生活在这些社区中的个人行为变化。第二类以社区为对象。其目的是通过社区服务体系和公共政策变革来降低风险或创造健康的环境，干预目标是改革现有的社区政策、加强社区组织间的合作。第三类是以社区为资源。这些项目“利用”社区组织或居民策划和/或实施社区活动，假设社区所有权（所有权是指社区确定、领导和管理对儿童保护问题的回应）和社区参与是在人口层面上取得积极成果的必要条件。第四类则是以社区为代理。这是使用最少的类别，这类活动与以社区为资源的项目密切相关，但重点是加强社区的自然能力和社会资本。研究表明，在美国比较有效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儿童保护服务项目包括“加强家庭行动”“儿童保护社区伙伴”“为儿童加强社区”等，其中由美国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推出的“加强家庭行动”影响最大。

　　众多关键问题有待解决

　　美国“以社区为基础”的儿童保护体系还存在一些关键问题，需要通过研究和实践加以解决。

　　首先，福利服务供给上的不均衡。非裔、印第安裔、亚裔、高风险儿童等与其他社会群体在福利服务供给方面存在不均衡现象，各社会群体对儿童虐待和忽视问题的处理也存在差异。关于不均衡现象存在的原因、如何缩小差距的研究仍然不够深入，比如尽管贫困地区的受虐儿童的家外平均安置率较高，但人们对安置率、贫困率和其他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

　　其次，对儿童福利制度与相关制度和服务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不足。人们越来越重视法律系统和社会服务系统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特别是儿童福利制度与保证精神健康和控制药物滥用服务提供者以及法院系统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在实践层面增加跨系统协作，同时加强跨学科研究。

　　再次，对系统性问题的研究需要更加深入。儿童福利机构领导层更换频繁，造成改革措施不稳定及领导素质隐忧；财政状况影响了政府对儿童保护服务的资助，一些有助于改善儿童和家庭的支持计划被削减，资金紧张也给预防服务和循证实践带来了不利影响。儿童保护工作涉及多个学科领域，需要采取循证研究策略，确保在医学、社会工作、幼儿教育、法律以及其他相关学科领域都有称职的人员参与研究工作.

　　此外，在未来的学术研究和实务改革中，还需要关注儿童保护相关工作人员流失、能力建设和服务监督问题，以及儿童保护绩效和质量改进计划、培训和技术援助战略的评估与实施。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福利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