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导演的首部电视剧《繁花》让原著的“不响”彻底“响”了，而且不同凡响，缔造了2024年电视剧播出的第一道“奇观”，热度、话题、争议铺满全程。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各执一词，或沉醉于导演向来独一无二的视觉呈现、故事意境和人物情调，或不满“魔改”原著并质疑剧中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真实性。一时间，原著粉、墨镜迷、上海人、香港人眼中的《繁花》很繁花，各花入各眼。

　　跨媒介叙事：此《繁花》非彼《繁花》

　　小说《繁花》的电视剧改编是个困难的工程。

　　原著半纪实半意识流地描绘了上海20世纪60—90年代40年间的繁华与变迁，体量极大，全书160多位人物，有着庞杂的人物关系、交错的散点叙事。情节借助既无引号也不分行的密集对话和半上海方言推进，行文只有简单的逗号句号。王家卫2014年买下小说版权，拍摄耗时三年，一改“从无电影剧本”的习惯，剧本数易其稿，编剧亲临现场，边拍边改，称得上“十年磨一剑”。

　　剧版《繁花》乍看离原著较远。舍去六七十年代的故事背景；叙事空间主要在755米长的黄河路，其次是进贤路和27号上海外滩外贸办公室，全无昔日苏州河、旧时法租界、俗称“两万户”的工人新村、沪西弄堂和周璇与赵丹戏说上海老弄堂“挂鸟笼的布景”；贯穿原著的三个人物阿宝、沪生、小毛中，只保留阿宝叙事线，以阿宝与爷叔、玲子、汪小姐、李李在商业和情感上的戏剧化交集，再现时代风云。看似简单，实则高度集中概括。原著作者金宇澄曾言及写作初衷是取悦读者“做一个位置极低的说书人”，因此“宁繁毋略，宁下毋高”。而剧集改编策略是“化繁为简、举重若轻”，只抽取阿宝的故事单线叙事，讲述阿宝到宝总的成长变化，演绎时势造英雄的传奇。导演以擅长的非线性碎片叙事，少见地强情节、快节奏、悬疑十足地推进剧情，杂糅了武侠剧的江湖情义、道义，穿插回忆的闪回镜头仅交代人物关系的前尘往事，增加历史的厚度和主题的深度。可见，金宇澄小说是做加法，王家卫电视剧是做减法。

　　好故事成功的关键是人物塑造。剧中主角自不待言，就连职场戏也拍出角逐中的暗流涌动，金处长的慧眼、梅萍羡妒心理下的小动作，都贡献了活色生香的形象。小说和电视剧的阅读传播场景不同，读者/观众不同，侧重自然迥异，“魔改”语评不免武断草率。毕竟，跨媒介叙事必须找到符合媒介特质和传播诉求的最佳路径。大家熟知的是《繁花》国内各大文学奖项加身，少有人仔细探究原著的真实面貌和剧集改编用意。作者和导演是心意相通的，金宇澄评价剧版“是一个新的生命”，王家卫说“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繁花》”，剧集只是原著中的一块蛋糕，建议观众“带着《繁花》看《繁花》”。

　　我们已然看到阿宝的逆袭传说，会否期待《繁花》“再响”或“三响”？会不会好奇具有广泛底层意义，或特殊阶层子弟承载沉重话题的沪生的故事？在任何充满激情与野心的时代，宝总的传奇人生总是像《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样令人血脉偾张，但一个时代的完整缩影怎能少了小毛的万千身影和沪生的岁月感悟？这是后话。

　　双城故事：似曾相识的新鸳鸯蝴蝶梦

　　电视剧《繁花》到底讲了什么？

　　《繁花》一改之前王家卫电影的含蓄，尽管依然暧昧，却也荷尔蒙十足地表现了阿宝与玲子、汪小姐、李李三个女性善始未能善终的情感纠葛，其间潜藏着阿宝与雪芝的初恋之痛和同样无果的伤感。小说中，玲子揣摩不透阿宝，认为他很怪，一辈子一声不响也不结婚；剧集中，阿宝“响”了，依然情不知所往，求而不得，还是长于表现男女情欲的王家卫电影的一贯主题：“男女之事，源自天时地利，差一分一厘，就是空门。”同样，在黄河路这个江湖中上演的饮食男女的悲喜人生，既展现浮华商业、质朴情感、无法言说的痛，又有独属90年代“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意气风发，以及那份处在时代拐点人人在浪奔浪涌中拼搏、茫然、焦虑的不确定性，这是王家卫热衷表现的另一个主题。

　　电视剧不写爱情和情感归属，只呈现彼此关系中所照见的自己——在大浪淘沙中拼尽全力的独立性，以及聚散离合、爱而不得的因缘宿命，层次分明，耐人寻味，正像剧中不时飘出的沪剧经典的悲剧剧目《碧落黄泉》。《繁花》的武侠江湖气息，正是来自其间每一个人自我成长的纯粹的独立性，而非某种依附或拯救。

　　剧版《繁花》是不是呈现了原汁原味的上海旧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双城故事，蕴含着上海、香港别样深厚的“文化双生”的情致韵味。《繁花》的影像、剧情、主题让人不由联想到王家卫享誉海内外的电影《阿飞正传》《东邪西毒》《重庆森林》《春光乍泄》《花样年华》《2046》《一代宗师》等。在《繁花》“回看上海”的唯美影像中外溢出的“民国范儿”“港味”，处处融入了香港的电影、流行音乐、明星偶像等文化元素，难怪有观众不认同这是90年代的上海，甚至将剧版视作小说的“同人”文本。

　　其实，上海和香港在文化、经济、社会上本就有近一个世纪血脉相连的历史渊源，两地的影视互动从未间断，香港电影人的上海寻根，大陆影视剧中的香港人文元素，赋予中国影视以深厚的“国族”意识，在此不作赘述。单凭金宇澄首尾呼应的笔法，可见一斑，他在小说开篇写下第一句话“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时，脑海中闪过的是王家卫电影《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的镜头；结尾，沪生想到离世的小毛，感慨地想起梅艳芳的唱词“重谈笑语人重悲，无尽岁月风里吹”；小说最后一段文字，是黄安《新鸳鸯蝴蝶梦》悠扬婉转的歌曲。上海—香港—台湾，就这样串联起来，无论是王家卫的“上海情结”，还是国人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香港元素，正如小说中穿插的上海—香港的千丝万缕的细枝末节，中国人总是对家园、故土、根脉抱以深切的文化守望。由此看，小说与电视剧的缘分可谓早已天注定，以至于王家卫初读小说时“一见如故”。剧版“表面是饮食男女，里面是山河岁月，时代变迁”的面貌，是导演心理的外化，也是国家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晶，《繁花》成为现象级文化事件绝非偶然。

　　王家卫和《繁花》：风格乃是人本身

　　《繁花》拓展了剧集拍摄、名著改编和故事讲述的常规维度，是迄今绝无仅有的奢华存在，极致的文学性和电影感，难以复制。色彩构图、配乐对白、运镜方式依然是王家卫电影视听体验独具一格的质感和腔调。宝总行走的慢镜抽帧、甩镜转场和单机拍摄、高饱和度配色、高锐度画面精美绝伦，如鲍德熹所言：开创中国电视剧先河。

　　法国博物学家布封在其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那篇著名的演说《论风格》中指出“风格乃是人本身，风格不能被拿走、移动和变化”，法国作家福楼拜激赏布封将艺术创作中至高无上的价值寄寓个人风格的理论。对王家卫而言，风格无疑是作者“雕刻思想”的唯一技巧，他的风格化叙事拂去了90年代初上海市民阶层的日常琐事与市井烟火气，多少还叠加了导演更为感同身受的香港记忆，两地时空交汇拼接出令人怀念的朝气蓬勃的时代。我们无法忽视王家卫生于上海长于香港的经历，他作品中的上海情结与香港印迹常常如影随形。或许这是5岁就随家人从上海移居香港的王家卫献给上海的“诗”，满溢着眷恋与浪漫，原著给了他呈现“上海旧梦”、致敬90年代及那个时代奋斗者的支点。电视剧《繁花》是骨子里的上海味儿还是架空的地理空间？时间会给出答案。

　　小说总体基调是现实主义的，王家卫风格的剧版很不现实主义，跳脱虚构与写实的边界。但叙事情节、人物形象、文学性台词、舞台表达都是自洽的，阿宝与原著中的人物根基契合，剧中经典配乐词曲从梅林茂到王菲、Beyond、张学友，太多镌刻着时代烙印的老歌把观众拉回真实的年代。导演从来无意于复刻现实，也不着意写实。了解他的观众自然不在意是否忠于原著，而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是怀旧的骄傲的，更愿对往昔投去理想化的深情回眸。文学改编向来随时代风尚而动，与时俱进，不拘一格，特别是在今天这个价值多元、崇尚当代阐释的语境中，观众更注重的是情绪价值和多巴胺愉悦。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