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国内艺术社会学研究呈现出两个重要特征。一是随着西方艺术社会学理论在国内的传播，群聚了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传播学等多学科领域专家观照中国艺术发展，深刻揭示了中国艺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二是建立中国艺术社会学话语体系的诉求日益增长，如何围绕中国艺术经验与实践，推动中西方艺术社会学理论发展成为重要的命题。在此背景下，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东南大学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等机构，于近期举办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艺术与社会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会议暨“艺术社会学的原动力”第六届艺术社会学青年论坛，探寻中国艺术社会学的发展路径。

　　以跨学科研究为手段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方李莉认为，艺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征是跨学科的方法，虽然艺术社会学研究的是艺术问题，但其并非仅仅是以审美为对象的，在研究时还需要关注社会群体的心态、价值取向、审美品位和生活样式等内容。正是由于研究艺术问题时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所带来的影响，选择跨学科研究方法更有助于对艺术问题进行全面分析。

　　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冯雪峰借鉴人类学对生态环境的研究方法，提出艺术可以促成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合作，从而应对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他认为，人类学家罗安清的松茸叙事为重构艺术提供了一种可能，借鉴蘑菇以“干扰为基础的共生共织”模式，艺术能够提供多种版本的地球故事。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严俊运用经济社会学方法，通过对上海画廊与艺术家群体的实地调查，分析了在“市场—艺术”双重不确定性条件下，画廊与艺术家订立不同类型合约的成因与运作方式。浙江财经大学艺术学院熊亦冉运用时尚社会学理论讨论了模特行业中“颜值”标准的生成，她认为只有通过社会学、经济学、美学多学科的研究视角，才能有效地揭示“颜值”背后不同的文化策略、社会惯例及审美价值等因素。

　　通过跨学科研究方法，艺术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得以被揭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唐宏峰引入了视觉文化理论，从图像与视觉的社会惯例视角，分析了19世纪中法战争图像的制作与传播过程，构建起一部微观的视觉社会史。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编辑部主编孙晓霞从知识社会史的角度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技知识图像进行解读，认为科技知识的图像化开创了艺术介入科学的方式，打破了之前由文字所锁定的神学家和人文主义者长久的知识垄断，艺术家与科学家的合作激发了艺术、科学和工艺等多领域的知识更新和传播，预示了近代科学与工业革命的到来。

　　以中国艺术实践为落脚点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周计武分析了艺术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历程，认为艺术理论完成了从“内结构”到“外结构”、从艺术哲学到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转向，艺术社会学的研究问题域始终是围绕艺术是在何种社会条件下存在与展开的。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卢文超分析了贝克尔与布尔迪厄研究艺术的两种模式，提出贝克尔更关注艺术的社会情境，布尔迪厄则聚焦艺术活动中的社会结构，两者研究虽有冲突，但其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艺术。

　　艺术社会学以艺术为落脚点，中国艺术经验体系的建立也应当围绕中国艺术实践展开。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孟凡行认为，21世纪工程技术突飞猛进，催生了技术万能论，自发性秩序遭到工具性秩序的全面压制，中国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社会的工具性秩序正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中，由手扮演主角的具身性实践在现代社会正面临被悬置的危险。艺术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可以让我们通过中国传统手工艺连接传统经验世界，建构中国艺术经验与中国社会文化经验的统一性。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闻翔以社会学家潘光旦的书画古玩收藏品鉴为对象，提出潘光旦之“好古”，并不能单纯理解为文人风雅趣味，而是与潘光旦作为社会学家的“存人”学术理论相关。他认为，潘光旦对待艺术的态度，反映了中国士人收藏文化的现代命运，揭示了中国知识阶层对艺术的价值判断。深圳大学戏剧影视学院陈仕国以刘厚生的“戏曲社会学”为主题，认为刘厚生不仅关注到了戏曲在中国发展的社会原因，分析了戏曲的社会属性，更重要的是，刘厚生的戏曲社会学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而是通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作用于中国戏曲艺术的改革与发展。

　　《美术》杂志社盛葳通过甘博的摄影、郑锦的绘画、熊佛西的戏剧、赵望云与《大公报》的视觉新闻调查，重新审视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实验，认为以艺术参与乡村建设历来是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但是，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农民对艺术的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艺术家介入乡村的方式也依赖于当代艺术观念，在此背景下，应当思考艺术如何长久地服务中国的乡村与农民。四川美术学院艺术教育学院王天祥围绕中国艺术乡建实例和自身实践经验，提出“村社艺术”概念，以此区别于社区艺术、参与式艺术、生态艺术等西方艺术类型。他认为，村社艺术旨在以中国血缘亲情社群经验为核心对象，围绕中国的艺术实践与经验进行社会学研究。

　　以中国艺术承载的价值为旨归

　　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杨一博认为，无论是以布尔迪厄为代表的“传统艺术社会学”，还是以娜塔莉·海因里希、詹妮特·沃尔芙为代表的“中间派”及文化社会学理论，都认为艺术的社会功能在于能够辨识不同的社会群体，引起不同群体间相异的价值判断。西方艺术社会学“艺辨异”的价值判断，遮蔽了中国艺术精神中“和同”的社会功能。

　　美国科尔比学院社会学系方军以实证研究揭示了全球新文化经济中艺术、市场与地缘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中美电影人在合作开发“中国元素”电影的过程中，不再通过深度挖掘中国文化并与历史进行有机整合，而是以浅层文化为对象，生产娱乐性强、面向年轻受众的电影产品。这种以全球经济为导向的电影文化生产，虽然深受好莱坞和电影市场青睐，但是其对中国文化历史的浅层分析与“裁剪”值得我们警惕与反思。

　　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陈德洪认为，艺术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建构并丰富了艺术的公共性特征，支撑了当代公共艺术的发展。对艺术公共性特征的社会学研究，要基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展开考察，辨识出艺术中的社会分化等议题里的中西社会差异，中国艺术的公共性特征应以“人民性”为逻辑原点。

　　四川美术学院艺术教育学院屈波提出，较之席勒的审美教育，蔡元培的美育理论代表了中国美育思想中更侧重于“育”的面向，美育不是强制性的师授方式，而是施教者与受教者的感性合作。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李雷认为，新时代学校美育课程体系的建设指向情感的和谐与人性的健全，艺术批评带领受教育者发现、感受与评判艺术之美的过程，亦是引导其接受美育的过程，因此，我国的美育教育应将艺术批评纳入其中。

　　（作者单位：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