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自然美学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实践美学提出的“自然人化”命题，但当时并未形成针对性的美学分支体系；到90年代之后，自然美学研究进入了“生态型美学”研究阶段，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与景观美学蓬勃发展。在此理论视野下，自然美不再是笼统的审美类型，而是具体化为生态美、环境美与景观美；不仅要遵循“美的规律”，而且要符合生态规律；不仅具有形式美，而且呈现出生命样态之美。

　　自然美学理论的生态型演进，究其根本，在于哲学生态观的转换和科学生态观的植入。就哲学生态观而言，从人本主义哲学向自然本位哲学的转向，促使美学研究将人与自然的对象化关系转变为和谐共生关系；就科学生态观而言，以自然科学作为生态审美的现实基础，赋予了生态型美学鲜明的实践品格。这两种生态观的结合，一方面，强化了生态型美学理论的应用价值，使其在“生命共同体”理念下有效介入生态治理、生态保护与生态发展，推动生态美、环境美与景观美向生态文明美演进；另一方面，拓展了生态型美学核心语汇的内涵：生态从自然生态扩容至精神生态，环境从“环人之境”扩展至“环生命之境”，景观则从自然景观扩大至社会人文景观。

　　可见，生态型美学是一种从自然美出发的美学，理论疆域并不局限于自然美。这种特质注定其理论建构难以从西方古典美学中获得支撑，但可从中国古典美学中获取丰富的理论资源。

　　首先，有机整体观可为生态型美学提供审美哲学支撑。“生生之谓易”“通天下一气”“天人合一”等彰显的生态整体观、生态和谐观、生命平等观等，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哲学对主体性的超越，即人不是世界的主宰者，而是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万物是平等的生命体。“与物为春”“觉鸟兽虫鱼自来亲人”“民胞物与”等，都旨在表达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共生共荣、有机统一。由此，生态型美学可获得消解主体性、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支持，促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征服、对抗走向和谐、共生，建构有机生态世界观、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命共同体观念。

　　其次，“互主体性”审美可为生态型美学提供审美方式依据。无论是庄子提出的“目击道存”、刘勰主张的“神与物游”，还是邵雍倡导的“以物观物”，实质上指向的都是人与自然平等的“互主体性”审美关系。庄子的“鱼之乐”，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苏轼的“山头斜照却相迎”，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等，都是在荡涤主体性的“我”的前提下达成的物我同一的审美境界。于此，生态型美学可获得建构交融、亲和与互赏审美方式的理论依据，进而打破主体性美学视野下审美主客二分的对立模式，彰显出人与自然和谐的审美精神。

　　最后，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可为生态型美学提供审美追求参照。中国古典美学的生成演进并没有生态危机的背景，但这并不妨碍在农耕生产生存方式的基础上，形成“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审美观。并且，“天人合一”作为一种审美精神、审美理想、审美追求，贯穿从自然审美到社会生活审美再到文学艺术审美的整个审美领域。换言之，人与自然和谐的审美追求不仅内化于形而下的日常生产生存之中，而且蕴含在形而上的理论建构之中，秀美、壮美、意境等传统审美范畴都具有生态和谐的内涵。在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生态失衡的背景下，生态型美学不仅可以从中国古典美学中得到介入现实的智慧，获得突破自然美进行理论建构的支撑，而且能够提升并强化现代社会对人与自然和谐的审美追求。

　　生态型美学理论在建构、演进过程中对自然美领域的溢出，不仅意味着从部门美学向普适性美学原理的挺进、自然审美原则向艺术审美领域的拓展，而且指向了对中国美学史资源梳理路径的革新。具体言之如下。

　　第一，美学原理的重构。尽管生态型美学属于美学学科的分支体系，它所确立的自然生态审美原则却并不局限于自身，而是具有成为普适性美学原则的基质，由此引发美学基本理论的深化、拓展与重构。“美”因生态审美、环境审美、景观审美而开显出生态内涵，促使生态价值成为审美评价的有机维度和审美理想的内在追求；审美方式因生态型审美活动的流观性、过程性、叙事性与事件性等特征，从而在视觉、听觉感知之外凸显出“身体”感知、在审美静观之外凸显出审美流观、在审美时间之外凸显出审美空间、在审美意象之外凸显出审美事象；审美者的主体性得到消解，在生命平等维度促使主客对立关系走向互主体关系甚至是无主体关系。另外，生态美、环境美与景观美对自然美的具象化，有助于生态型美学理论在审美教育中的落实与转化，推动生态美育的发展。

　　第二，艺术美阐释的重审。基于自然生态审美原则阐释艺术美，并非否定艺术审美原则，而是旨在发掘艺术审美的生态原则、生态内涵、生态价值。同时，强调美的生态原则、生态思维、生态模式对艺术美的介入，旨在促成艺术创造融入生态内容、艺术审美判断纳入生态价值标准、艺术理想彰显生态自由，从而推动生态型艺术创作及审美的发展。倡导与发展生态型艺术，一方面可以发挥艺术对生活的塑造作用，或者说现实生活对艺术营造的美好生活意象的模仿，促使生态维度成为日常生存的有机构成；另一方面可以针对性地发挥艺术的生态美育功能，树立生态观念、确立生态生产生存方式和建构生态文明型社会。

　　第三，中国美学史的重识。在中国美学史关注的自然审美领域内，除山水田园审美备受关注外，草原审美与海洋审美两大类型的丰富内容尚待梳理；在中国美学史阐释维度，无论是理论、范畴还是思想，均会在生态型美学维度彰显出特有的生态内涵；在中国美学史研究的书写内容维度上，不仅作为基底和出发点的农业维度阙如，而且自然审美理论史之于美学理论史、山水艺术审美史之于艺术美学史等均尚待深化。基于生态型美学理论维度向中国历史进行重新提问的目的，不仅在生态型美学理论建构的深化，更在于发掘、呈现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学的生态精神，以期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美学维度的智慧支撑。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