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美术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既有中国美术中写实传统的影响，也有对苏俄美术借鉴的结果，是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产物。现实主义美术丰富了中国传统美术理论的主要范畴与命题，影响了中国美术批评的基本模式，顺应了中国革命、建设与文艺发展的需要，彰显了创作方法上的创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这是现实主义的历史价值。在新时代，我们要高扬美术批评的大旗，引领新时代中国美术的发展方向；要植根写实传统，强化美术的现实关怀与使命担当；要坚守现实主义立场，纠正当前美术创作实践中的虚无主义、感官主义等倾向，这是现实主义美术的时代担当。
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美术的传播
作为美术思想，现实主义强调美术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并利用恰当的造型手段表现出来，表现手法上强调写实，注重细节的真实。19世纪中叶，法国画家库尔贝依托西方古典主义以来逐渐形成的科学理性传统和实证的唯物态度，开创了现实主义流派，主张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为艺术界提供了现实主义范本。“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创作方法和思想在中国美术传统中早已有之。如韩非子“犬马难、鬼魅易”，曹不兴“误笔成蝇”，《益州名画录》记载西蜀画家黄筌画仙鹤、花竹雉鸡“以假乱真”的故事。中国绘画中的师法自然、以形写神、图真等都蕴含写实精神，体现了现实主义的一些思想与原则。但作为一种美术思想、方法、立场与态度，现实主义则是20世纪逐步确立起来的。
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发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他说：“唯其尊现实也，则人治兴焉……见之文学美术者，曰写实主义，曰自然主义，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他提出将现实主义作为我国国民教育的第一方针，实际上他是将现实主义作为拥护“赛先生”的举措之一。1918年，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之方法》，主张以西方古典写实油画为标准，改良写意文人画。之后，他到法国学习素描和古典油画，确立“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观念。这些主张和实践为20世纪早期中国即将出现的现实主义美术准备了前提观念和写实技法。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艺术理论家非常关注苏联的现实主义理论运动。1933年，周扬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从艺术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典型观和英雄形象的塑造等方面，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苏联的现实主义，并提出中国化的现实主义艺术主张。同时期，冯雪峰主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进一步阐释了革命现实主义理论。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要表现大众生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从此确立了中国美术的现实主义方向。50年代，苏联艺术家马克西莫夫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油画训练班，完善了现实主义油画所需要的写实技巧，培养了一大批现实主义画家，推动了中国现实主义美术发展。
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美术的历史价值
现实主义美术在中国的传播，丰富了传统美术的理论范畴，影响了中国美术的批评模式；美术家注意观察生活，分析社会，通过典型形象，广阔真实地展示了社会生活，定格特定时代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画面，因而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社会认知价值。在创作方法上，现实主义美术吸收借鉴了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等创作方法，具有创新性和开放性。
一是丰富了中国传统美术理论的主要范畴与命题。中国传统美术理论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宝贵理论范畴与命题，如形与神、似与真、理与法、意与境、雅与俗、笔与墨、气韵生动等。这些范畴与命题对中国传统绘画审美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现实主义美术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与之相关的一些范畴与命题，如艺术典型、创作方法、世界观、倾向性等概念被美术界广泛接受。西方文艺理论对典型有大量的论述，然而真正阐明典型问题的当属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探讨了文艺高于生活的途径——典型化。他指出，“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与斗争典型化，创作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1936年，周扬在《现实主义试论》中提出了自己的典型观，即典型人物“具有某一特定的时代，某一特定的社会群所共有的特征，同时又具有异于他所代表的社会群的个别的风貌”。正是经过文艺理论家的阐释和艺术实践，与现实主义相关的这些理论范畴与命题，成为中国美术不可回避的问题，从而丰富了中国传统美术理论的主要范畴与命题，促进了美术创作的发展。
二是影响了中国美术批评的基本模式。中国现实主义美术理论还影响了中国美术批评的基本模式。中国传统的书画鉴赏与评论，除了从形神、意境、雅俗、笔墨等美术作品本体语言来考察外，还往往将画品与画家人品、性格、出身、气质、生活经历等联系起来，正所谓知人论世。伴随着现实主义的传播，艺术与生活、倾向性与真实性、内容与形式、艺术与政治等关系成为构建马克思主义美术批评的主要内容，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评析中国的美术现象和美术创作成为主流方法与态度，对中国美术批评起到重要作用。
三是顺应了中国革命、建设与文艺发展的需要。中国宫廷绘画主要服务于皇家的政治纪实、军事记事、文化娱乐等宫廷活动，反映了皇家的审美意识。文人画则更多的是抒发文人胸中之意气、个人性灵，标榜士气、逸品，讲求笔墨情趣，强调神韵，并重视书法、文学等修养及画中意境之表达。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美术革命主张以“写实”改良中国画，在美术界引起了震荡，其思想被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高剑父等人加以传承和发展，直面现实主题和写实手法，为现实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中国社会危机的加深，中国社会运动的重心由文化启蒙走向政治革命，中国美术的重心也从艺术风格和形式语言的探究，转向美术社会价值的寻求与适应。这样，中国美术从美术革命转向革命美术，而革命美术的创作原则就是现实主义，可以说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出现，顺应了中国革命与中国文艺发展的需要，是历史与时代的选择。在延安和解放区，古元、胡一川、罗工柳、力群、王式廓等创作了大量的木刻版画，他们的作品生动地反映了解放区军民改天换地的革命面貌，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战斗精神，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以及人民的劳动生产和新型的民主生活成为作品的主题。新中国成立后，现实主义美术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和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艺术家们创作了一批经典的美术作品，如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孙滋溪的《天安门前》等。
四是彰显了创作方法上的创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就其精神本质而言，具有相当大的创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在艺术思想上，现实主义要求艺术地掌握世界，真实地反映客观世界的现实本质和历史本质，并真实地表现美术家主观世界的情感、认识和态度。在表现手法上，现实主义虽然强调写实，但并不拘泥于写实，而是广泛地吸收和采纳各种艺术手法。改革开放以后，美术家努力进行美术风格和艺术语言的探索，使现实主义美术创作不断向深度、广度扩展。如靳尚谊的《塔吉克新娘》《果实》等作品，吸收了西方古典绘画的手法，使中国肖像油画创作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罗中立的《父亲》借鉴了照相写实主义的手法；闻立鹏的《红烛颂》借用了表现主义与象征主义的艺术语言，极富表现力和思想深度；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借鉴了自然主义的某些手法；钱绍武的《李大钊纪念碑》吸收了立体主义的某些因素等。可见，现实主义美术扎根于现实生活，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出发，在继承和发展写实的传统上，吸收浪漫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元素与艺术经验，从而具有创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也是现实主义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原因。
中国现实主义美术的时代担当
高扬美术批评的大旗，引领新时代中国美术的发展方向。传统中国画有分品评论的传统，从笔墨与修养、形与神等方面，将作品分为“逸、神、妙、能”四品。但随着油画、水彩、装置艺术等画种、门类的增多和丰富，美术流派、艺术风格的更迭，传统的品评方法显然不适应新的形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美术批评标准与准则也显混乱。在新时代，现实主义美术要继续高扬批评大旗，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握好评论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建设好良好文化生态，提倡有批评精神的美术批评，从而推动文艺事业健康、繁荣发展。
植根写实传统，强化美术的现实关怀与使命担当。现实主义美术以写实传统和真实性品格，追求真善美。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并非对生活简单的模仿和照搬，也非生硬的逻辑推理和科学判断，而是通过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描绘生活，是画家对社会生活内蕴的认识和感悟。现实主义追求的善，是指美术要反映出对生命的尊重、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体现道德力量。美术作品中没有善，就难以感动人，其教育价值也就无法实现。在真和善的基础上，美术作品充分体现艺术品质，给人以精神上的愉悦，这就是美，具体体现为形式美、意境美、形象美等。艺术创作者只有扎根人民生活与社会实践，通过对生活和人性的深度挖掘与全面观照，关怀人民群众乃至人类的命运，作品才能回应人民的期待，完成传递真善美的使命。
坚守现实主义立场，纠正当前美术创作实践中的虚无主义、感官主义等倾向。改革开放以后，后现代艺术兴起，其显著特征就是意义的不确定性。在后现代艺术中，不再有固定的规则和标准，一切都在变化之中，艺术作品的意义也是不确定的。后现代主义对传统艺术的解构，消解、淡化了美术的社会功能和认识功能。现实主义美术立足社会生活，始终坚守其历史和社会价值，并发挥批判精神，有助于纠正美术理论与创作中的虚无主义倾向。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使一些艺术工作者放弃了美术创作中应有的审美和思想，一味迎合市场。他们不再关切社会生活，一味制造噱头，刻意迎合某些低俗趣味，消解了美术的人文情怀、责任担当和使命。在新时代，美术家只有坚守现实主义美术立场，履行好社会责任，秉持正确的义利观，树立崇高的艺术理想和价值追求，注重表现现实生活，正确处理好美术与生活的关系，才能创作更多经得起人民检验、历史检验的精品力作，才能迎来美术创作高峰到来。
（本文系湖南科技大学教学研究与改革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艺术学科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916-G3183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