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庵（1905―1985），四川铜梁人，中国近现代作曲家，原名廷玳，又名晏如，笔名晏青、苏崖等。1924年至1936年先后就读于成都私立美术专科学校、私立中华艺术大学、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小提琴、理论作曲，是黄自“四大弟子”之一。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刘雪庵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歌曲，其中以七七事变之后创作的《长城谣》（潘孑农作词）最为著名。访谈中，刘雪庵长子刘学达介绍了这首抗战名曲背后鲜为人知的创作与传播过程。
丁旭东：《长城谣》的创作机缘是什么？
刘学达：在1937年春，潘孑农想把剧本《关山万里》拍成抗战电影，他请家父刘雪庵为全剧配乐并为《长城谣》歌词谱曲。剧中讲述一位东北的京剧艺人，在“九·一八”事变后携妻女流亡到关内，在颠沛流离中，艺人自编小曲，教育幼女牢记国仇家恨的故事。影片中有一个情节：在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募捐会上，由幼女演唱这首《长城谣》。
丁旭东：《长城谣》的创作过程怎样？
刘学达：家父接收了潘孑农的约请后，在位于上海康瑙脱路（现康定路）的寓所内开始为词谱曲。当他在用稿费买来的钢琴上为《长城谣》作曲时，潘孑农已经离开了上海。室外，淞沪抗战的猛烈炮火不时响起；流弹的曳光和不远处的爆炸，引起一处处建筑起火燃烧；燃烧声和凄惨的哭喊声，不时传入家父的耳朵。
家父告诉我，那时他拿着《长城谣》充溢着悲愤的歌词，心中涌出一阵阵莫名的战栗和对日本侵略者的切齿仇恨！就这样，他打开钢琴，用琴声表达着心中的哀痛，控诉着中华儿女正痛苦亲历着日寇侵略的滔天罪行，继而用激昂的声音表现出四万万愤怒的炎黄子孙拿起武器奔向抗日的战场，全民抗战，用热血筑起中华民族新的长城！
丁旭东：后来电影上映了吗？其插曲《长城谣》传播情况如何？
刘学达：非常可惜，饱含潘孑农心血的电影《关山万里》没有拍成，影片夭折了。不过，潘孑农作词、家父谱曲的《长城谣》最后发表在1937年10月24日他创办的《战歌》周刊上，并随着刊物的发行在抗战的后方传播开来。
丁旭东：歌曲是如何传唱开来的？
刘学达：这首先要归功于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父亲1931年考入国立上海音专本科师范组，学的是理论作曲，1936年毕业。周小燕1935年考到国立上海音专，师从苏石林教授学习声乐，所以，她算是家父的师妹。周小燕是上海人，当时正值大二学期结束的暑假。父亲找到这位小师妹，把刚谱好不久的歌曲《长城谣》递到她手上，邀她来演唱。家父告诉我，刚开始周小燕拿到谱子的时候是既兴奋又不安。兴奋是因为当时全民族抗战的洪流已经滚滚而来，歌曲词作饱含民族的共同情感，曲作旋律悠扬、悲愤富有张力，她很喜欢，而且是由她首唱。不安主要是因为她应该知道这首歌的背后有着父亲的信任和殷切期望，甚至全民族的期待，而她当时只是一个年轻的学生。周小燕曾经回忆说，更主要的原因是当时自己的演唱学习遇到了瓶颈，“唱到一些高音时声音总是要‘破’，甚至连苏石林教授也有点丧失信心了”。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就鼓励她说，“学唱容易，但要把歌带着感情唱出来，尤其是在舞台上激情表演，才能和后方民众、逃难百姓、流亡学生产生共鸣，才能表达歌曲创作的原意。要用抗战的歌声唤起人们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决心，要把对日寇的仇恨，对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深切同情融入歌声……”就这样，周小燕满怀对日寇的仇恨，热血澎湃地练唱，没想到一下子就突破了原来高音区的发声难关。很多年过去了，她还总是对学生说，“要有真情实感才能唱出最真实、最美的歌声”。这其中很大成分就来自她首唱《长城谣》时的亲身体会。
1937年12月在武汉“中国戏剧界援助各地抗敌军联合大公演”时，周小燕正式公开首唱了《长城谣》。公演现场有的观众掩面哭泣，其声音也感动着台上的周小燕和乐队演奏家们，那次表演十分成功。现场观众抗击日寇的情绪达到了高潮，抗日捐款箱前排起了长龙，有的观众甚至直接取下手镯、项链往台上扔……就这样，这首歌首先在武汉迅速传唱开来。不久，万氏三兄弟编制的卡通电影《抗战歌辑》收录了周小燕演唱的《长城谣》。之后，电影《热血忠魂》选用了周小燕演唱的《长城谣》作为插曲。随着银幕、电台、报纸、刊物呈几何数量的播放、转载，《长城谣》在全国各地迅速传唱开来，甚至传到了海外，激起了东南亚和欧美侨胞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捐款支持国内抗击日本法西斯，许多华侨竞相回到祖国参加抗战。
时至今日，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会经常听到《长城谣》——这首抗战名曲在人们的耳畔唱响，激励着华夏儿女拼搏、奋斗、勇往直前：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
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
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
苦难当，奔他方，骨肉离散父母丧。
没齿难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乡。
大家拼命打回去，哪怕倭奴逞豪强。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
四万万同胞心一条，新的长城万里长。
（本文系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图书“现当代音乐口述史——著名音乐家访谈录”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