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界不断反思将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单一指标来评估发展状况的做法。日前，经合组织发布了《生活如何？第二卷：1820年以来幸福感与全球不平等新视角》报告，分析了1820年以来世界多国的幸福感情况变化。报告显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达到一定水平时，国内生产总值便不再是评估其发展水平的最佳方法，全面了解人们的幸福指数愈发重要。

　　重视幸福指数的意义和价值

　　报告参与者、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经济与社会史教授巴斯·范·巴维尔（Bas van Bavel）近日在“对话”网发文称，美国、荷兰、法国等西方富裕国家，其收入、教育、安全与健康等方面的进步一直追随甚至超越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增长的加速并没有提升这些国家民众的幸福感。20世纪70年代，教育发展开始放缓，犯罪率上升，民众的健康情况不容乐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幸福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差距愈加明显，虽然经济逐步恢复，但失业、贫困和住房等问题频发。

　　这一发展态势在中等收入国家同样存在。近几十年来，俄罗斯、阿根廷、土耳其等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较高，但这些国家国民的幸福感增长却开始放缓。报告参与者、乌得勒支大学助理教授奥克·利科马（Auke Rijpma）表示，幸福感增长放缓让民众怀疑政策决策者是否了解国家怎样才算真正从危机中恢复，这也涉及如何更好地衡量发展状况的问题。报告参与者、乌得勒支大学经济与社会史教授扬·卢滕·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表示，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幸福感的概念涵盖民众生活质量的诸多方面，正越来越广泛地被民众所接受。为了增进民众福祉，洞察幸福感的长期发展趋势十分必要，这有助于政策决策者了解哪些议题更值得关注。

　　探寻更佳评估方案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被普遍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物质进步或总体进步的最佳指标，甚至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均建议各国把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优先事项。美国韦尔斯利学院经济学教授丹尼尔·西切尔（Daniel Sichel）表示，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被创制之前，人们很难弄清国家经济状况如何。例如，经济发展是强劲还是疲软？需要以何种方式刺激增长，是扩大支出还是削减税收？经济是否有过热的风险，是否会导致过度通胀？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出现后，政策决策者便有了解答这些问题的重要工具。然而，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国家从商品、服务到贸易的总经济产出，而非对生活幸福感的度量。

　　西切尔认为，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测算范围中，不少创造价值的项目未被囊括，如家务劳动和看护儿童、老人等无偿却重要的工作的价值。此外，收入不均、健康或死亡率的相关信息也未被涵盖其中，而这些因素都与幸福感息息相关，是政策决策需要考量的重要方面。于是，人们开始寻找超越国内生产总值的方案，以求更广泛地评估发展水平，这也成为经济学领域研讨的一大热点。

　　巴维尔介绍说，2011年，经合组织推出了“更好的生活计划”，从工作、教育、健康、公民参与、购买力、住房、安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社会联系、环境质量和主观幸福感这11个与民众幸福感有关的方面，对经合组织成员国进行了排名。这一计划拓展了人们对发展的认识。然而，该计划缺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种单一、概括性数字的简洁性。2016年，乌得勒支大学跨学科研究团队创制了“更好的幸福指数”，沿用了经合组织项目的11个维度，对评估国家在0到1之间打分，并对得分进行加权，最终得出幸福感综合评估结果。该指标使用简单易懂的数字进行评分，帮助研究者和决策者批判性地评估经济增长是否已转化为幸福感。研究人员使用该指数在荷兰进行试验，将幸福感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比照发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二者呈现出显著差异。荷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短时间内便有所恢复，并在2016年超过了危机前的峰值。然而，荷兰国民的幸福感却持续低迷了更长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高失业率。这一结果在荷兰引发了社会和政治探讨，荷兰政策决策者已经开始使用该指数来衡量政策与投资计划的成效。巴维尔分析称，一些国家幸福感与国内生产总值间的差距比荷兰还要大。例如，美国尽管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领先于欧洲国家，但在预期寿命、安全和收入分配等方面却落后于欧洲。

　　当下各国正寻求从疫情中实现经济复苏，使用与“更好的幸福指数”类似的综合指数追踪幸福感的变化显得尤为重要。巴维尔表示，一个国家的经济从危机中恢复后，民众仍可能在诸多方面经受苦难。要消除疫情的负面影响，需要一个好的“指南针”来指引复苏计划的制订，仅依据国内生产总值显然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