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文人画研究中，从学科建构、学术体系到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研讨会及论坛等，大都还存在以借用西方理论模式为主的现象。文人画研究的概念与术语，诸如透视、明暗、冷暖、空间、抽象、具象、变形、幻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术语亦来源于西方理论。在此思维模式下，呈现出自我范式的缺失。

　　纵观百年中国文人画研究史，影响学理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学界一直在使用西方化的语境、概念与模式去描述文人画，背离了文人画的主体。长期以来，中国文人画研究受到“艺术即历史”的西方范式主导，尤其是以贡布里希、罗樾、苏立文、方闻、高居翰为代表的“风格学”的研究视角影响至深。其中，美国学者高居翰所推进的艺术风格的“外来影响”的研究，成为对近年来文人画研究影响较大的一个重要观念。研究者大多都是将文人画作为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来进行研究，无论是对文人画发展的历史、文人生平与著作进行考据式的考察，抑或与古人风格的比较及其理论阐释，文人画客观的一面确实被凸显出来。这种美术史研究路径对判定一个画家的艺术风格有重要的价值。但在这种考据、分析中却失却了文人画的主体精神，文人画的精神性特质被遗忘了。

　　虽然西方学者立足他者社会文化语境，从外部的历史社会学来看中国文人画，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文人画家从内部走向玄学与哲学的不足，促进了中国文人画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文化序列。例如，北宋文人画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关联；宋元文人画与西方文艺复兴的比较；文人画的笔墨趣味和特质与塞尚和德加画面处理的干笔运用有相似的笔势与韵律，等等。但是，这种西方理论范式忽视中国文人画的精神性文化特质是需要警醒的。

　　西方艺术史的建构沿用了西方自然科学的体系、标准和规范，其艺术模式、方法和理论等是否适用于中国文人画的本土文化特质，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西方化”的评价体系并不契合中国文人画的文化语境。中西绘画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文人画的认识更多是通过日本对中国文人画的尊崇和模仿而间接实现的，这无疑产生了一种阐释的鸿沟。西方绘画是一种造型艺术，以构造性为主，重透视、明暗、冷暖关系，注重自然写实的再现，在平面的纸上呈现三维的幻觉，“幻觉主义”是理解西画的一个重要窗口。而中国文人画不单单是一种造型艺术，它指向性灵的维度，重视心灵体验。文人画深深扎根于画家的生命之中，具有生长性、创造性与精神性的文化特质，在文人画的抽象形式背后所体现的是中国文人独特的宇宙观、生命哲学与心灵体验。中国文人画的意境更多是东方的、静观的、体验的、悠远的、荒寒的。西方的宇宙观是人对宇宙的征服，而中国文人画的宇宙观则截然不同，“天地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文人画宇宙观的一个本质特征。与西画重物象之“幻”不同，中国文人画直面内心的真实，注重把握物象之“真”，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以个体浑融宇宙，从而“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为一”。

　　中国文人画的精神性的文化特质决定了西方化的“器物”层面的阐释是有失偏颇的。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埃尔金斯在《艺术史界——西方艺术史中的中国山水画》所指出：“我最终认为艺术史（西方艺术史）本身就是偏见，它崇尚西方艺术：它的叙述、概念和价值都是西方的。”在“西方化”话语体系的裹挟之下，中国文人画的精神性的文化特质会逐渐被遗忘、贬损、否定，乃至于过度阐释。在这种研究范式所左右下的文人画研究，看似拓展了传统文人画研究的新空间，实则超出了文人画阐释的基本规范与法度，亟须文化反思。

　　在当下全球化时代语境之下，文人画研究如何重构文人画的主体性，建构本土文人画研究的话语体系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究。“去西方化”旨在提倡一种民族性的思考，回归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不是一个实体对象，亦不是一个固化的概念，而是一个本土话语体系的生成机制。在这个生成机制里面，整体“向内转”，由向西而回归本土文化语境，由外在西方借鉴转向文人画内在精神，学科本土化是重中之重。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