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天辟地，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系统性、规模化、条块型新闻事业的先河。正是有了这种新型体制强有力的保障，中央苏区的新闻传播事业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与特定的环境中，在凝聚人心、调动力量、募集物资、提振精神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意识

　　根据苏区广大工农群众与红军战士文化水平偏低，基本上没有能力独立阅读报纸的特点，中央报刊有直接组织或者引导组织读报活动的计划。《红色中华》第49期“特别通知”中，给该报的通讯员规定了五项主要任务，其中第五项任务是“建立读报小组，争取广大的读者”。《红色中华》办报100期的时候，李富春撰写文章，对百期后的报纸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其中有一点就是“每乡每村的识字班和夜校及俱乐部，应有读报组的组织”。其他报刊大多也有类似的计划。其中《青年实话》还在第3卷第8号中开辟“文盲的学校”栏目，专门刊登一些扫盲的读物，以发挥报纸在知识与文化传授方面的“教师”功能。

　　对苏区群众阅读报纸的效果，因为已经世易时移，我们现在无法直接从当事者那里获得答案，而只能从当时的资料中寻找线索。《介绍中央劳动部的红属夜校》是发表在《红色中华》的一篇文章，专门描写了夜校读报课的情形。通过该文可以获知，夜校中的读报课程内容积极，很受学生欢迎。尤其是其中通过教员与学员的对话，显示了读报课对提高学员的读写能力具有明显的影响：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经过一个月夜校读报课的学习，已经能够认识信件中一半的文字。《红星报》刊发的《一个读报的成绩》，则反映的是读报后直接对红军战士的思想和行动产生了影响。

　　掀起苏区共克时艰的运动浪潮

　　红色苏区一直是在各种敌对武装势力的围困下生存的，而且这种围困还时常表现为大兵压境、步步紧逼的“围剿”。在这种严酷的情势下，苏区的报刊以自身特有的方式，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第一，投入扩大红军队伍运动。在扩红运动的宣传上，苏区报刊给人的整体印象是：形式多样，声势宏大。除了一般的新闻报道外，还有社论、文件、漫画、工作总结、公开信函等，而且往往是以整版的形式出现，并加上醒目的通栏标题。这类标题具有标语口号的特点，可以带来较大的声势。

　　第二，推动节省经济、退还公债运动。经年不绝的战争，不仅需要源源不断的人力加入，而且还必须注入大量的相关物资。这就需要使用一些特殊的方式对苏区的财物进行充分的调动。从现有的材料看，当时苏区选择的应对方案主要有两项，即开展节省经济和发行公债运动。这两个运动一直持续地展开，没有停歇。苏区的报刊投入其中，倾力助推。《红色中华》更是挺身而出，登高一呼，在58期刊发了《本报号召立刻开始节省一个铜板，退回公债，减少伙食费的运动！》一文，其中写道：“现在本报特向全体同志们作一最热诚的号召：以革命竞赛的方法立刻开始节省一个铜板，退回公债，减少伙食费的运动！希望同志们迅速地热烈地响应我们的这一号召。于最短期内给予我们一个回答。”其他的报刊也积极地投入到了运动的热潮中。1933年8月13日，《红星报》编发了《热烈购买经济建设公债！》一文，倡导红军战士以连为单位，购买经济建设公债。

　　积累传媒管理经验

　　媒体的设置与布局，是媒体管理的基础性环节，能够充分体现媒体管理的制度性特征和整体性理念。中央苏区报刊只经过五六年时间，便从20种猛增到200余种。在面积不广、人口不多的农村地区出版了如此众多的报刊，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也属罕见。需要指出的是，中央苏区报刊的设置有其内在的秩序与逻辑。其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纵横布局，错落配置。从纵向方面来看，当时的苏区根据行政层级进行报刊的系统布局，呈纵向贯通与延伸，层次分明，结构清晰。就横向的特定层级而言，各个具体的报刊分别归属于不同的系统或机构，拥有各自的办刊办报目标、定位与受众，相互之间的区隔很清晰。很显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条块结合的媒体布局与中央苏区报刊设置的特点是一脉相承的。

　　对于报刊的具体引导与管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非常重视。他们往往直接发表文章，对新闻业务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或者针对报刊出现的一些现象，提出自己的引导性的评析与推断。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毛泽东的《怎样办〈时事简报〉》，张闻天的《关于我们的报纸》《使“红中”更变为群众的报纸》，杨尚昆的《转变我们的宣传工作》，瞿秋白的《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邓颖超的《把“红中”活跃飞舞到全中国》，李富春的《“红中”的百期的战斗纪念》等。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些文章针对性很强。其中有一些意见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形成延续至今的新闻理念

　　支撑与引导我国新闻实践的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其出现与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累积与演化的过程。可以说，苏区时期早期共产党人在新闻实践与新闻理论方面的探索，对这套理论的定型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第一，新闻应该为中心工作服务。当时苏区一些主要报刊，都有为党和苏维埃政府中心工作服务的自觉性。李富春在《红色中华》办报百期纪念的时候，特别从这个角度充分肯定该报的成绩：“它根据党和苏维埃所提出的中心任务和口号更具体的宣传和号召广大群众为实现这些任务而斗争，得到了千千万万群众的有力回答。”《青年实话》在一份改版方案的编辑方法部分特别提到“一切题材，应围绕着当时党与团的政治任务做中心，不要机械的分栏”。

　　第二，关于全党办报。全党办报的观念在苏区时期基本成型。张闻天在《怎样完成党报的领导作用？》中反复强调：“每一个同志，尤其是党的干部与党的指导者，阅读党报，给党报做文章是他们的实际工作与领导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李卓然《怎样建立健全的党报》一文认为：“读党报，替党报做文章，帮助党报的发行，是每个党员实际工作中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可以说，要求全党同志都参与党报的工作，是当时苏区的一个比较通行的意见。

　　第三，关于新闻批评的观念。苏区时期的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在报纸上开展新闻批评，对于推动实际工作与实现既定目标的重要意义。他们不仅在观念上把开展新闻批评视为报刊的责任，而且还充分地将此种观念贯穿到采编业务中。《红色中华》的“突击队”“铁棍”“铁锤”“生活批判”等栏目，《青年实话》的“轻骑队”，《红星报》的“自我批评”，都是专门发表批评性文稿的园地。《斗争》主要刊登的是理论研究文章，但也开设了批评性栏目“自我批评”。

　　中央苏区新闻事业所展开的全部探索与实践，已经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笔精神遗产，为延安时期的新闻工作，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新闻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珍贵的思想源泉与历史经验。

　　（作者系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