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在江西井冈山的标志性雕塑前参观留影。“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的红色旅游日渐升温。图片来源：中国新闻图片网

　　1928年10月，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冈步云山召开，在由毛泽东起草的大会决议案中提到：“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宣传工作，妄以为只要几支枪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不知道共产党是要在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严峻的斗争形势造就了井冈山时期“枪杆子”当“笔杆子”用的独特景象，以毛泽东、朱德创建的红四军为代表，红军宣传活动的组织体系和工作方式在斗争中不断完善，成为该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宣传工作开展的代表性工作机制，体现了鲜明的党性原则。

　　红军宣传工作的政工传统

　　政治工作是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手段，红军宣传工作是在军队政治工作框架下开展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将宣传主张、动员民众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开设黄埔军校创建革命军队，借鉴苏联红军经验开始将政治工作纳入军队建设，从思想上建设武装力量。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首先将政治部职能由对内担负师生和官兵政治训练任务，发展到对外担负宣传民众任务，并将其向军队政治部门推广。1926年7月，在北伐之前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中，周恩来即明确提出：军队政治部宣传队的工作，一方面向民众宣传，一方面训育士兵。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开始独立组建武装，同样将政治工作列为军队建设的主要工作。以内部改造与外部动员为核心任务的宣传工作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贯穿于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军思想和军队活动之中。1927年9月，在永新三湾，毛泽东召开了中共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三湾改编”除了对部队编制进行梳理，确定“支部建在连上”，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还在军队中设立了士兵委员会，并将开展群众运动和士兵政治教育列为其主要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毛泽东更是进一步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从上至下确立了宣传工作在红四军中的特殊地位，并为各地红军做出示范。

　　红军宣传工作中党的领导

　　党性原则首先体现为党对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在军队党的组织领导下，红军宣传工作的内容与方式都有较为明确的要求和规定，机关宣传科、士兵委员会和军队政治部是开展宣传活动的主要组织，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政治部统领军队宣传工作以前，红军各级党委机关宣传科和士兵委员会是负责宣传工作的主要组织。“三湾改编”后，红四军在军、团两级党委建立机关，机关内设组织科、宣传科、青年科和士兵委员会，同时决定在连、营成立士兵委员会。为改变“官兵群众认为政治工作只是政治部几个人做的，余人即以单纯打仗为职务”的思想，就把写标语、贴标语、发传单、演讲宣传、组织群众等工作交给士兵委员会。

　　士兵委员会娱乐科在过去的党的宣传活动研究中较少获得关注，其成立之初是为了丰富士兵的娱乐活动，然而在文艺活动开展中发现，当地群众也乐于参与和观赏。因此，红军开始经常通过与民众一起联欢来进行宣传动员。利用文艺活动宣传动员自此成为红军宣传工作的主要方式之一，尤其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重视。他强调“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各支队各直属队的宣传队均设化装宣传股，组织并指挥对群众的化装宣传”。古田会议后，重设政治部，从体制上娱乐科开始向宣传科过渡，由群众性文艺机构演变为政治工作的重要部门，文艺工作被纳入部队政治工作体系，按照统一要求开展文化宣传活动。

　　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执行单位。古田会议不仅强调从思想上纠正官兵对宣传工作及宣传队的轻视，而且在组织层面将过去设在连上的宣传队，改为以支队为单位受支队政委指挥，强化党的直接领导。每支队设一宣传中队，各级政治部设一宣传中队。直属队宣传队受政治部宣传科指挥；全纵队各宣传队受纵队政治部宣传科指挥；全军宣传队受军政治部宣传科指挥。由此，任务明确、结构清晰、层级分明的宣传兵制度基本确立。

　　军队党组织对宣传工作的领导还体现在对宣传人员选拔培养以及对宣传工作的监督促进方面。在成员的选拔上，除了委托地方政府选派进步分子参加外，还从士兵中择优挑选，并由政治部进行经常性训练，确定培训的材料、方法、时间、人员，保障培训效果，强化和壮大宣传队伍。

　　红军宣传工作的核心原则

　　早在中共一大决议案中即提出：“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监督……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强调党对宣传工作的统一领导。然而在较长时间里，中央对宣传工作的指导多是提供纲领、确立方向，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主要依靠各支部、刊物自行发挥。宣传方面的各行其是给中央工作的部署带来不良影响，以至于专门发布《中央关于党内宣传派别问题决议案》，要求肃清部分地方党组织宣传工作中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和国民党工作方法残留。

　　在井冈山根据地，红军宣传工作受前敌委员会和军队党委（政治部）领导，以确保组织性与纪律性。除了如前文所述，军队宣传队伍建设方面由分散到集中，统归于政治部领导，在宣传内容方面也逐步实行宣传审查制度，要求“传单、布告、宣言等宣传文件，旧的加以审查，新的从速起草”。围绕具体宣传内容，毛泽东还要求制定“红军政纲”等，进行统一。军队政治部在执行过程中，将统一拟定的标语内容编成宣传本（名为红军标语）发放给宣传员。在宣传任务执行过程中要求（军队）“达到一个城市，各连的宣传员由政治部或党代表分配宣传区域，并派人巡视以观勤惰。各连写的标语有标记不怕冒功或混淆，写错了亦易查出予以处罚，因此红军达到一个县城只要三小时，宣传工作可以普遍”。在具体执行层面，红四军政治部将134条标语分为三种写法，对县城（大市镇）、县城市镇（大村庄）和行军途中需要刷写的标语数量和内容做出明确的规定。同时也对如何刷写提出了要求，例如：不要写草字、省笔字；慢一点，力求写得好看，不要性急乱涂；不要写错，不要遗漏字，一条标语写完须查看一遍才走；除各纵队政治部制定地方口号之外（红四军政治部规定，各纵队政治部于每到一地工作时，须制定几个适合当地需要的口号，即“地方口号”），宣传队不得自由创造新鲜标语；一律用毛笔写在墙壁上，不准偷懒改用纸贴等。在管理上，对宣传队的工作开展情况定期开会进行检阅，确保宣传指令贯彻执行。

　　军事化管理下的红军宣传工作，与以往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活动相比具有更高的组织性与纪律性，系统化的组织和严密的宣传纪律提升了红军宣传活动的效果，使其获得了根据地民众的支持。在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将普遍的宣传规律与根据地的实情相结合，逐步完善军队开展宣传工作的制度与方法。宣传党的主张、服从党的领导、宣传工作是全体党员（官兵）的任务职责等理念也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制度建构的基本理念，共同构成了新闻宣传工作党性原则的基本内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的历史建构与实践研究”（20&ZD32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