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晓明: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的“增容”与“提质”
2018年12月20日 08: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2月20日第1600期 作者:韩晓明

  21世纪以来,中国的高速发展和文化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使得海内外华人的文化自信普遍增强,也使得中华文化的复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应以全球化的视野为中华文化传播设定新坐标和新方位,努力推进中华文化的“增容”与“提质”,充分扩大文化传播效益。

  扩大中华文化内涵 打造文化共同体

  所谓“增容”,是指在全球视野下,充分认识和肯定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及其价值,激活全球范围内的中华文化资源,充分扩大中华文化的内涵,形成超越国界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共同发展繁荣。在文化传播领域,“增容”有利于改变以中国作为单一传播主体的现状,共建全球性的中华文化传播平台,形成多主体参与、协同传播的格局。

  目前,海外有6000多万华人华侨生活在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外籍华人5000多万。华人在居住地长期生活过程中,营造了规模大小不一的中华文化社区;他们在守护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为了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对源自中国的中华文化进行了本土化改造或再创造,从而在全球不同地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形态。以占全球华人数量70%以上的东南亚华人为例,他们在文化上脱离了中华文化母体而独立发展,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华人文化,并已成为了当地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语言上来看,新加坡、马来西亚华语经过长期与当地社会生活的结合,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语变体,成为当地华人族群重要的身份识别码和族群文化标志。这些华语变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都可以纳入“大华语”的范畴。又比如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的“孔教”是华人群体在异质文化环境中,根据自身的生存、生活需要对中国传统儒家学说进行改造的结果,其宗教性质与中华儒家文化的核心并没有背离,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域外生存形式。

  总体来看,海外华人的族群文化建设经历了一个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他们根据住在国的政治、经济、人文环境,主动对中华文化的丰富内容进行筛选、提炼、创新,通过品牌化建设和可操作化处理,形成了当地特色,与中国文化既有本质上的联系又有形式上的区别。例如,中国的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中,文化传播的常规项目通常包括剪纸、书法、太极拳、吹奏葫芦丝等,而在马来西亚,华人引以为豪的中华文化典型形式则是扯铃、挥春、二十四节令鼓等活动。中华儒家文化经典可谓汗牛充栋,而东南亚多个国家的华校则选择了《弟子规》作为核心德育教材,通过学习、践行《弟子规》,培养具有良好道德素质的国家公民,与住在国的教育目标高度契合,受到了当地社会的普遍赞誉。《弟子规》教育俨然已经成为华文教育的一个代表性品牌。这些都是中华文化在海外致力于本土化、走向多样化的生动范例。

  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文化已经超越了一国之文化的范畴,体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随着华人新移民的增加,海外中华文化社区的规模和数量有望进一步扩大。华人在海外落地生根、传承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创新,会产生更加多样的文化形态,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多样化发展、繁荣,不仅能够形成稳固的文化共同体,同时也能形成多点扩散、协同传播的格局,必将有力推进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复兴。文化兴则民族兴,这不仅符合中国自身的发展需求,也有利于海外华人的本土化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

  弘扬中华文化现代价值 增强传播效益

  “提质”指充分发掘、发现、发扬中华文化的现代价值,通过熔炼提升,加强理论化,增加中华文化对世界发展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声誉。同时,“提质”的意义也在于扩大文化传播效益,使中国的发展充分享有文化传播带来的红利。

  中华文化底蕴深厚,内涵丰富,中国古代的对外文化传播也有值得称道的历史成就,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衰微和“西学东渐”的兴起,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由“顺差”逐渐转变为巨大的“逆差”,中华文化对世界发展的贡献率明显降低,在国内和国际上曾一度形成“中华文化=中国古代文化=封建文化=旧文化”的片面认识,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声誉。从传播效益来看,即使是在“顺差”时期,中华文化传播也较少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明显的反哺和助推作用。

  从全球范围来看,华人社区遍布世界各地,华人也为住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华人所承载的中华文化在当地的声誉却往往与华人的经济贡献不相匹配。以东南亚为例,华人大规模移民至东南亚地区始于17世纪。早期华人胼手胝足、筚路蓝缕,为东南亚的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至今华人在一些国家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中华文化在当地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和较高的社会评价。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东南亚原住民眼中,以“华工”和“华商”为主要形态的华人群体在政治思想、宗教思想、现代科技方面对当地的贡献率不高,相反却给人留下了“重利”的印象,甚至被认为与当地人“争利”。这些偏颇认识是造成族群关系长期不和谐甚至产生严重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提升文化传播效益,使华人发展与当地社会形成良性互动,实现华人社会的长治久安,是新时代华人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

  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已产生了显著的国际影响。但是,从传播效益来看,“投入产出比”尚不平衡,文化传播对中国发展的反哺作用尚未充分体现。因此,中华文化传播需要吸取历史经验,注重效益导向,建立评估机制,精准投入,高质量发展,通过“提质”实现“增效”。

  每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精神,文化复兴不是对过去的简单重复,而是立足传统文化资源,结合时代发展,融入创新思维,发现文化新价值的过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以及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为新思想、新理论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强音,是新时代中国对国际社会的重大思想贡献和理论贡献。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进一步深入,中国一定会为世界贡献数量更多、层次更为丰富的思想、理念和学说,在世界上树立更加丰满、更加积极的文化形象。

  在新时代背景下,致力于中华文化“提质”,已成为广大海外华人的共同行动。他们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扬弃、改造、转化,努力创新文化传播模式,不断激活文化动能。21世纪以来,海外华人在文化发展上与中国加强了呼应和联动,更加理性地在“再华化”和“本土化”之间寻找平衡。比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的华校大力实施“三语教育”(马来语、华语、英语),就是结合当地国情实现转型发展的新形式,其中包含着中华文化传播方式的创新。印度尼西亚的三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社会效益显著,已经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华教品牌。

  新时代赋予了中华文化新的内涵和新的使命。推进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不但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应负起的时代责任,也应成为广大海外华人维护自身发展的自觉担当。“提质”的努力将推动中华文化成为一个不断丰富、不断更新的可再生体系,不但能促进中华文化传播效益的最大化,也能使海外华人族群在新时代实现充分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华人移民对东南亚汉语传播影响的国别比较研究”(17BYY1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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