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产生新一届国家机构组成人员后，1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并强调，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令人鼓舞，催人奋进。我们要只争朝夕，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坚持守正创新，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攻坚克难，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增光添彩。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坚定历史自信”，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外学界掀起了热烈讨论。其中，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以及文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等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首都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克罗地亚籍副教授白伊维（Ivica Bakota）。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了理论和实践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您看来，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有何不同？

　　白伊维：今天在舆论中虽然常常能听到“西方式”现代化，但我认为“西方式”现代化并不是单一的。来自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众多，近一百年来，西方诞生了许多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现代化建设模式。因此，包括中国式现代化在内，世界现代化模式都不应只针对一个“西方式”来比较。如果“西方式”现代化的原意是指“某些西方大国奉行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并将其从本国推行到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从而形成一种以发展差距大、耗费能源、剥削廉价劳动力为主的体制和为资本利益服务的模式”，那么，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的中国式现代化恰恰与这种现代化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指全面深化改革，实施扶贫、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公平的一系列政策，鼓励中产阶层壮大，实施环境保护政策，促进可持续发展，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必须努力在更公平的现代化中解决。此外，在我看来，中国式现代化在国际上也非常重要。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旨在对当前的全球安全、能源和供应链危机作出反应，尤其是特别关注危机期间的“落后”国家和地区。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意味着渐进的社会主义“中国化”进程，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不断丰富与完善，中国更有信心向其他国家展示自身的现代化经验和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与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宝贵财富，精神富有与物质富足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您如何理解历史和文化在推动现代化建设中所起的作用？

　　白伊维：历史和文化推动国家繁荣的例子有很多。“英国议会制”“意大利文艺复兴”“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海地革命”“不丹幸福指数”“突尼斯迦太基古城遗产”等，都是本国历史与文化通过不同方式互动而产生的“国家品牌”。这里的“国家品牌”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在全球竞争中对其历史和文化的繁荣现象进行战略性管理的概念。这不仅是对外宣传的同义词，也不仅限于一种对外的“公共外交”，即借用自己历史和文化的“竞争优势”在国际舞台上提升影响力。中国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辉煌的文明、独立自主的意识形态和独特的政治体制，具有很好的塑造“国家品牌”的前景。

　　文化与文明可以解决国际社会的“划时代”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世界包含多种文明，您如何看待不同文明和文化给人类进步带来的影响。不同文化之间是否能够相互借鉴，和谐共生？

　　白伊维：我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完全能够相互借鉴，和谐共生。作为一名在华工作的外籍教师，我的经历也能证明，世界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尽管不同文明和文化在政治、外交、意识形态或其他层面上会存在分歧或差异，但我们应该注重共同利益，这与合作共赢、求同存异的逻辑密切相关。这应该是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交往与互鉴的主要推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人类面临各种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应对这些挑战，既需要经济和科技的力量，也离不开文化和文明的力量。对此，您如何理解？

　　白伊维：我认为，这两种力量能解决目前国际社会两个关键的“划时代”问题：我们是朝着更加相互依存、相互保障发展和安全的方向前进，还是维持目前不公平和不平等的现状？我们是基于合作、对外开放、多边主义，还是基于脱钩、保护主义、“友岸外包”及由此产生的分裂来定义全球关系？这些问题不仅在疫情期间流行，随着俄乌冲突等一系列事件演进，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更加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发挥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力量，对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十分重要。因为每次危机和对抗来临时，最弱小和最贫穷的群体都要为此付出最沉重的代价。唯有坚持命运与共，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全球利益、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不能用“我国优先”来替换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承诺，不在国际关系中建立一些“专属俱乐部”，才有助于破解一系列世界性难题。

　　中国文化的国际化正在经历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中国在文化建设方面与过去相比有哪些发展？

　　白伊维：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国际化进程正在加速。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近十多年间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内遍地开花，中国演员更积极地与他国演员合拍好莱坞电影，中国在外交上支持和发起全球或区域合作倡议等，都证明了这些发展。近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走向世界。不少中国的文化产品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世界知名度。下一阶段，中国已经国际化的“品牌”会逐渐变为世界各国人民生活中熟悉的产品，例如武术、《孙子兵法》、中国美食，它们已经成为“后意识形态”世界中的熟知产品，中国可以从其博大精深的历史和文化储备库中进一步挖掘出更多这样的新产品。但是，关注“后意识形态”时代的文化品牌，并不意味着忽略本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从“文化软实力”发展角度出发，中国有更多机会在国际舞台上宣传自己主张的基本价值观，如尊重各国主权、和平共处等观念。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中国与克罗地亚在文化交往方面有哪些进展？

　　白伊维：在中国和克罗地亚30多年的合作中，两国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不断加强和深化合作。作为东南欧国家，克罗地亚正在参与中国的对外合作倡议，作为欧盟成员国，克罗地亚也在参与欧盟共同的对华政策。在中克合作的背景下，两国签署了多项文化、教育方面的合作协议，促进了双方学生、学者和艺术家的交流。科技和基建是中克合作的优先领域。2022年，由中国路桥集团承建的克罗地亚佩列沙茨大桥开通，这一项目既展示了中国企业在工程建设上的高超技术，也符合克罗地亚的绿色发展目标，相关的旅游项目正在等待着全面实现。总体看来，两国这些项目成功树立了互惠互利的合作典范，这种合作模式既有助于一方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又为另一方高质量的建筑服务和精湛的工程建设提供了展示机会，从而帮助中国企业进入更广阔的欧洲市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双赢，也是两国在促进合作上的好榜样。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以及文化建设，您还有哪些进一步的看法？

　　白伊维：与不少欧洲发达国家一样，中国正在慢慢进入人口持续下降的阶段。大多数国家在刚开始面对人口和劳动力减少的问题时，制定了旨在吸引外籍工人并促进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的一系列政策，在严重的老龄化社会背景下提高国家的全球竞争力。从长期来看，尽管国情不同，但中国可能不得不面临这种选择。现在可以开始考虑如何让外籍居民更深入地融入中国社会，这不仅能共享，还能共建中国的文化发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