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秋冬季，欧洲地缘政治冲突所致的能源危机日渐加重；加之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欧洲国家的抗议和罢工活动此起彼伏。各国学者大量探讨了能源危机在2023年的走向和潜在后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能源危机不仅可能催生全球能源版图和各国能源产业的变化，还可能殃及气候行动，并将长期影响世界经济。这也预示着，全球科研人员应将能源危机列入2023年重点跟踪研究的课题列表，并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世界能源地图或被重绘

　　2022年12月，德国埃尔福特大学维利·勃兰特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教授安德里亚斯·戈德豪（Andreas Goldthau）和比利时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意大利圣心天主教大学政治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员西莫内·塔利亚皮耶特拉（Simone Tagliapietra），在英国《自然》杂志网站发表文章《能源危机：2023年必须回答的5个问题》。他们认为，随着俄罗斯与欧洲在能源事务上持续对峙，新的能源伙伴关系正在形成，欧盟开始增加其他天然气生产国（如挪威、阿尔及利亚、美国）和液化天然气生产国（非洲和中东国家）的进口量。2021年10月至2022年10月，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从700万吨减少至500万吨，欧盟和英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从112亿立方米减少至23亿立方米。

　　面对能源供应收紧，欧洲或将提高能源效率，转向绿色替代能源，将能源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其他国家，这将使欧洲的天然气消费呈现下降态势。东亚国家准备减少对昂贵的液化天然气的依赖；而美国正在开发国内可再生能源和化石燃料能源，以应对能源冲突和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

　　由于天然气和石油供应不稳，其他能源解决方案格外受重视，特别是绿色氢能。绿色氢能是指由可再生能源转化的电力电解水所制备的氢气，因其从生产到消费全过程碳排放量几乎为零而被称为“绿氢”。2022年8月，加拿大与德国签署了建立加德“氢能联盟”的联合意向声明；该联盟旨在建立跨大西洋的氢能供应走廊，到2025年实现加拿大向德国出口清洁氢能。

　　欧盟正在将其与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纳米比亚等非洲国家之间的能源贸易重心转移至绿色氢能和电力多元转换技术。电力多元转换是指通过电解的方式将难以储存的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转化为氢能，再将氢能转化为单位能效更高且更易储运的绿色甲醇。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报告《2023年能源展望：在能源危机中存活下来》称，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能源价格高企，经济学人智库产业分析覆盖的69个国家2023年的能源消费总量预计将仅上升1.3%，世界能源消费将连续第二年增长疲软。欧洲天然气消费预计将继续下降，北美保持平稳；亚洲需求上升，到2027年可能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市场。能源供应也有可能下降。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预计将进一步减少，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及其他10个主要产油国（两者统称为“OPEC+”）可能为防止油价下跌过多而降低产能。

　　能源产业趋于重构

　　据戈德豪和塔利亚皮耶特拉分析，能源价格高涨和供应紧张或将引发产业重组，且这一产业重组中包括生产流程和地点的改变。这个过程将是长期的，但产业结构调整已将脱碳提前了若干年，效应已经显现。一些能源密集型产业（如铝、化肥及其他化学品）开始转移至美国、中东等能源价格更低的地方，另一些产业正在创新。例如，欧洲的钢铁制造商开始投资于绿色氢能，并与能源公司合作建设大型风能制氢设施。使用可再生能源锻造的“绿色钢铁”、采用低碳方法生产的“绿色铝”，开始被汽车制造商应用于汽车底盘和轮胎的生产中。

　　长期来看，钢铁、铝、电力多元转换技术设施将越来越多地选址在阳光、风力、水力、生物燃料充沛的地区，北非、澳大利亚西部、北海沿海、中东的部分地区或将成为新的经济引擎，靠近天然气运输管线终端或煤矿的老牌制造商恐将失去竞争优势。在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因冲击就业和经济增长而被视为巨大威胁，这或将加剧社会张力和影响脱碳进程。

　　戈德豪和塔利亚皮耶特拉呼吁科研人员为新的商业模型贡献智慧，以帮助重工业在仍有竞争力时迅速调整，这些模型需要能够随着情况和惯例做法的变化而快速更新。例如，石油化工冶炼厂若想获得长期发展，就要尽快改用低碳液体燃料进行商业化生产。人们尚未明确未来绿色技术的供应链，绿色能源的生产和运输成本有待计算。

　　最终，产业绿色转型的速度和形式将取决于各国如何组织生产、劳动力和国家干预（例如政府补贴）。美国、英国等自由市场国家也许会通过根本性的创新走出化石燃料时代，但它们如何处理煤炭、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德国、法国等社团主义经济体擅长通过公共机构与工会组织合作来推行渐进式的产业变革，但旧产业可能变成负担，保持其存活是否会拖慢经济增长？科研人员应帮助政府判断哪些产业值得补贴，哪些产业前景黯淡，以及如何激励能源转型。

　　能源转型面临节点

　　戈德豪和塔利亚皮耶特拉认为，世界能否快速走上绿色能源道路是2023年的一个关键问题。天然气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转向煤炭或可再生能源，将对碳预算产生深刻影响。碳预算是指在有机会避免气候变化危害的前提下，全球仍能排放的二氧化碳量。

　　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升高或将促使家庭和企业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热泵以缩减能源支出，2022年已有许多欧洲人这样做了。欧盟2022年底加快了可持续能源项目许可证颁发速度，简化了建筑翻新的规章制度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美国2022年8月通过《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内容包括投入3690亿美元用于减少国内碳排放、推动国内清洁能源技术生产。科研人员需要观察这些政策转变在经济和政治逆风中能否成功。

　　《2023年能源展望》报告预测，随着政策日益聚焦于能源安全，2023年煤炭消费可能连续第三年上升，尽管上升幅度不大。干旱、热浪、飓风等极端天气事件多发将给能源系统带来更大压力。干旱严重干扰水力发电，而水力发电是低碳电力生产的重要途径，如巴西电力生产的60%来自水力发电。热浪将推高电力需求，影响发电厂生产率，飓风会破坏能源基础设施。考虑到气象学家预测的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将上升，2023年全球短期电力危机或将增多，一些国家可能不得不使用化石燃料来应对危机。

　　戈德豪和塔利亚皮耶特拉提醒，拥有关键金属和矿物储备的国家也值得关注，它们未必能够“坐收渔利”。资源争夺可能引发冲突，以外币出口可能抑制国内经济增长。科研人员需要评估绿色采掘主义对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经济以及社会的影响。采掘主义指的是以出口为主要目的，大量开采未加工或加工程度有限的自然资源（矿产、石油、耕地、林业、渔业资源等）。绿色采掘主义如同对采掘主义的“绿化”：发达国家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名义，在欠发达地区密集开采资源、剥夺当地的碳排放权利，以增加自己的资本积累。

　　此外，还应密切关注低碳引领者与落后者之间差距扩大的趋势。2021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中仅有8%流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国除外）。如果投资者绕开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体系，许多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将在工业化进程中继续落后。发达国家未完全兑现为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出资的承诺，国际社会应为发展中国家低碳转型提供更多经济支持。例如，富裕国家将其通过碳税等方式获得的收入放入一个气候资金池，根据各国的气候承诺，资金被分配至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

　　戈德豪和塔利亚皮耶特拉强调，最终，低碳转型的本质是一种政治选择——将其视为一项需要开发银行、金融机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联手努力应对的全球共同挑战，还是一场有赢家、有输家、接受输赢后果（包括未能吸引到清洁资本的国家转型前景恶化）的绿色竞赛？对此，科研人员需要为决策者提供证据。

　　谨防能源危机拖累经济

　　在戈德豪和塔利亚皮耶特拉看来，2023年，去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趋势将更加清晰。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回岸”将使市场碎片化，减慢全球能源转型。“回岸”相对于离岸，指将生产活动从海外转移回国内，尤其是制造业。科研人员还应关注全球劳动分工的走向。全球劳动分工驱动了清洁能源技术发展，使太阳能电池板成本大幅降低，这是美国创新、中国制造业投资、欧洲补贴的共同结果。如果各国仅从竞争出发孤立行事，良性循环或被打破。

　　近年来，欧洲国家政府对能源市场进行了远超出危机管理程度的金融干预。自2021年9月全球能源价格上升以来，欧盟和英国政府为家庭和企业提供的能源补贴超过7000亿欧元，德国和法国的一些能源企业被国有化。2022年4月，欧盟能源平台成立，目的是利用现有的协调机制来保证欧盟能源供应，平台当前聚焦于组织2023—2024年冬季天然气储备申报的需求聚合与联合采购。科研人员需要观察，这些是暂时性的个例还是长期性的重新定向；相较于自上至下的政府规划，开放的全球市场是否更有力地驱动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

　　能源危机正在加深国家之间和一国内部的不平等。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家庭受能源价格骤升的打击最大，中高收入国家也未幸免于难，英国、德国、法国、捷克、奥地利、意大利都爆发了抗议能源价格飙升、生活成本上涨的民众示威活动。能源危机还可能外溢为财政或债务危机。脆弱经济体可能出现产业收缩，而政府对陷入困难的产业的扶持与日俱增或将过度消耗财政资源和外汇储备，增大金融风险评级上升的可能性。科研人员必须评估能源危机对贷款政策、发展政策、多边援助的影响，揭示能源贫困、能源价格震荡、能源冲突导致的通货膨胀对社会凝聚力和政治稳定性的威胁程度。

　　能源危机恐将危及气候行动

　　戈德豪和塔利亚皮耶特拉表示，西方发达国家对能源危机的反应令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不安。富裕国家开始用煤炭填补俄罗斯出口能源的缺口，却号召贫穷国家尽最大努力脱碳，不免显得虚伪。随着预算亏空，发达国家将进一步落后于它们的气候融资目标。将各国分入不同贸易集团的全球气候行动如果没有恰当地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或将造成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关系紧张。

　　《2023年能源展望》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或将面临气候融资困难。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不稳定、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可能在欧洲和美国引起民意转向，认为气候适应基金首先应满足国内需求而不是援助其他国家。这会使发展中国家难以从发达国家获得有意义的能源转型资金承诺，摆脱高碳能源的速度减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能源转型差距扩大。

　　戈德豪和塔利亚皮耶特拉表示，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者需要识别哪些双边、多边和地区机制最适于促进《巴黎协定》承诺的气候融资、技术转让、能力建设，并且重新审视碳边境调节措施。碳边境调节是指严格实施碳减排政策的国家或地区，要求进口或出口的高碳产品缴纳或退还相应的税费或碳配额。

　　2022年11月举行的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同意设立一个基金机制，以补偿因气候引起的灾害造成的损失和损害。该基金的设计有待研究，包括采取什么形式，支持哪类活动，富裕国家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条件下出资。对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各国之间的紧张局面将加剧，使气候谈话陷入停滞，人类本就剩余不多的气候行动时间将进一步流失。

　　化石燃料产业应承担更大责任

　　2023年1月，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出版的期刊《环境研究通讯》刊发了英国牛津大学地理系统教授、牛津大学净零倡议项目主任迈尔斯·艾伦（Myles Allen）和物理系博士生斯图尔特·詹肯斯（Stuart Jenkins）等人的文章《化石燃料产业的生产者责任延伸》。文章称，能源政策现在面临三重挑战：提升韧性，确保化石和非化石能源供应安全；最小化对消费者能源价格的影响；与《巴黎协定》规定的气候目标保持一致。

　　不过，能源价格和能源生产者利润高也是一个机会：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应用于化石燃料产业，有望以负担得起的成本化解能源安全与气候政策之间的冲突。生产者责任延伸是指将生产者对其产品承担的资源环境责任从生产环节延伸到产品设计、流通消费、回收利用、废物处置等全生命周期。这一概念由瑞典隆德大学工业环境经济学高级讲师托马斯·林赫斯特（Thomas Lindhqvist）于1990年首次提出。

　　艾伦等人表示，短时间内，美国、英国和欧洲国家若想通过增加国内化石燃料生产、从卡塔尔和澳大利亚等国进口液化天然气来减少对俄罗斯出口天然气的依赖，就应配合大胆的新政策来避免化石燃料使用进一步导致全球变暖。大规模模型分析表明，相较于碳定价等传统途径，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结合起来，能够以相似或更低的成本实现净零。这也意味着，化石燃料高价格的主要受益者——化石燃料产业自身，将为应对气候挑战发挥作用，并降低资产搁浅的风险。

　　净零是指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尽可能减少到接近零，任何剩余的排放量都能从大气中被重新吸收，例如被海洋和森林重新吸收。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指的是利用生态系统及其提供的服务来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或自然灾害等社会挑战；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通常可以与其他类型的保护措施结合使用。搁浅资产指因意外或过早减记、贬值或转化为负债而受损的资产。20世纪80年代后期，气候和可持续问题研究者开始意识到，环境政策和规章制度可能会对化石燃料公司的价值或盈利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使它们遭受损失。从21世纪开始，这种影响的蔓延速度进一步加快。

　　艾伦等人指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与旨在减少化石燃料需求的传统气候政策共同实行，而不是替代传统政策时，效果最好。向非化石能源转型至关重要，但无法使全世界在未来几十年间完全脱离化石燃料。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目标是针对供给层面的，在彻底完成向非化石能源转型之前，减少继续使用化石燃料的灾难性后果。“通过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与其他气候方案结合，我们能够在保护能源安全的同时采取有意义的气候行动，这在当前极为重要——许多国家已明确地将能源安全的优先级提高至气候行动之上。”詹肯斯说。

　　戈德豪和塔利亚皮耶特拉总结认为，能源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新一年开始之际，科研人员应致力于给出保护能源绿色转型的参考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