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范式和途径，其原初宗旨在于研究和探讨学界面临的诸多汉语哲学问题。随着时代发展，汉语哲学研究别开生面地发现和揭示出许多新的问题。“汉语—思想秩序”就是先前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综合性基础问题。

　　更新哲学思考表达方式

　　当前的汉语哲学不只是论域的扩展，而是已经成为一种哲学思考与表达方式的更新。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自立，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发扬中华文明的包容开放精神。华侨大学副校长王丽霞认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汉语哲学打开了新的视野，提出了新的问题，对于持续扩大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有着重要意义。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是凝聚、浓缩了中华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概念和文化核心词，对于理解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知识体系和社会现实具有基础性意义。在日前召开的“第六届汉语哲学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思维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教授韩震认为，在思想文化术语建设方面，应当坚持自主与开放、继承与创新、规范性与灵活性、准确性与简洁性四方面相统一。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形态的文明不能跟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言说，只能创造这种文明的新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新形态文明的故事，需要不断传承创新中国的语言体系。

　　从文化多元和全球化视角来看，并不存在某种哲学或者文化的中心论。浙江大学哲学院教授王俊表示，西方哲学自身宣称的普遍性并非真正的普遍性，汉语文明和欧洲文明，以及更多的其他文明，在历史上都是独立发展的不同文明。而当下的哲学研究，不管是汉语哲学，还是其他形态的哲学，都应当以“做哲学”为旨归，摒弃以某一种哲学为中心的传统取向。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朱菁通过对中国分析哲学学者的社会调查发现，汉语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分析哲学学者，与西方学者在哲学立场和方法上体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用“地方性知识”化解方法来解决中国哲学是否存在知识论的争论问题，这本身可能就含有牺牲中国知识论的风险。厦门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陈永宝提出，相较之下，将中国哲学知识论放置在汉语哲学和语境下讨论，则可以避免这个风险，具有先天语境优势。在他看来，在众多的汉语知识论中，朱熹在知识论阐述上与笛卡尔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与以往研究“汉化的西方哲学知识论”的思考方式明显不同。用笛卡尔作为参照物来说明朱熹知识论的可能性的做法虽然存在着瑕疵，但亦可解决汉语知识论的相关问题。同时，以朱子理学为代表的汉语哲学知识论本身含有以伦理学为底色的知识论特点，呈现出中国汉语哲学知识论的特色，也是展示中国知识论的机遇，为汉语哲学知识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重视语言秩序与思想秩序

　　语言是思想形成的本体论条件，世界在语言之中。语言的秩序制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思想的秩序乃至世界的秩序，尤其是语言意义的跨语际传播会出现翻译不确定性的情况。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单继刚看来，在后翻译时代，译者的地位与作者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通过重写原文延续了原文的生命。原文针对的是源语言读者，而译文受众则是目标语言读者。从初衷来说，也许并非所有的翻译都是为了促进本民族思想的发展，但从结果看，几乎所有的翻译都或多或少起到了这种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詹文杰认为，语言和思维只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未必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因果关系。不同语言之间的同构性与其差异性相比，可能对思维和哲学观念的影响要更为根本。

　　在每一个时期，与思想相关的最重要的概念，应当透过翻译以及诠释的方式，呈现出这些概念以及它们对于时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认为，在汉语哲学呈现理念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使用汉语的同时，不仅需要能够承接其中的重要思想概念，还要能够借着呈现的过程来不断厘清其中所隐含的展现哲学概念的内容。

　　发展更具文化开放性的未来哲学

　　从正名到坚白，“名”的问题似乎是早期中国哲学史中跨度最大的问题之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认为，先秦时期的“名”是名物对应的天道在揭示和发明天意的圣人制名基础上完成了秩序性预设，并且用名分与名实来规范社会秩序与伦理规范、政治权力的结构。名的造制、运用和稽核都必须以辨说和言语的方式展开，而言语有双向的能力，言语表达本身就是行动经验。那么正名的辨说就是被虚置在两种秩序之间的言语，在正说与巧辞之间凸显了人的理解和行为对于“名”的决定性作用，也以动态的方式实现了“名”兼顾理想秩序与动态秩序的功能。

　　分析哲学的先驱弗雷格最为重要的哲学贡献之一是其做出的“Bedeutung”（意谓）和“Sinn”（意义）的区分。该区分直接引发了分析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即意义问题的相关争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韩林合在重新阅读、翻译和研究康德的著作特别是《纯粹理性批判》后发现，康德应该已经有了欲做出此区分的想法。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会永认为，康德是一个道德上的认知主义者。这种先天认知不仅不与道德常识相冲突，而且给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提供了更加哲学的说明和辩护。

　　有学者认为，西方哲学自身的普遍性诉求并不能涵盖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思考多元性以及哲学自身普遍性的达成。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差异，并未限制汉语对哲学思考与表达的丰富性与开放性，汉语哲学依托汉语思考、表达，对于摆脱西方哲学中心论，发展真正具有文化开放性和思想包容性的未来哲学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