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安全形势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世界再次站在历史演变的十字路口,如何强化全球安全治理,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社会,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
安全与发展一体两翼
安全和发展是任何生命体生存成长的必要条件,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基础。自古以来,人类在安全的环境中能够得到发展,而发展却不一定能持续确保安全。在北京大学12月12日举办的“全球安全治理:理论与实践”论坛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通过对比古希腊时期雅典城邦、独立战争前后美国、一战时期德国与冷战时期苏联的发展模式,梳理了在面对较为发达国家的遏制时,一国国力快速上升伴随出现的四种发展模式以及可能遇到的困难。斯奈德认为,已经在国际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的国家必然会围堵遏制后来崛起的国家,而冲突和竞争的实质是权力和资源的争夺。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是其能否破局的关键。只有维持和平稳定的环境,不断改革发展经济,保持良好的外交合作关系,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长足发展。
发展本身为安全治理带来了诸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亚洲地区目前面临的三大威胁:美欧货币政策变化、能源转型以及亚洲经济区域合作的平行体系发展趋势。为了更好地实现区域安全愿景,必须发挥好亚洲开发银行等存量机制作用,保持开放,做好增量,不断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机制升级扩容;同时还要加强对话,通过充分的相互理解促成合作,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中美关系成为影响区域乃至全球安全的核心要素。美国耶鲁大学历史与全球事务教授文安立(Arne Westad)表示,中美两国在竞争中仍有许多合作空间,因此,双方都应调整语言政策,缓和关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朱锋认为,在全球安全治理的问题上,中美两国不仅要达成共识,还要形成可行的方法论。
世界局势呈现新特点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东升西降”的态势愈发明显。挪威国防大学国防研究所教授奥斯汀·腾斯强(?覫ystein Tunsj?覬)认为,中美两国在多方面仍保持合作,而“两极对峙”更多体现在意识形态、经济、政治、科技领域,因此中美处在“有冲突的共存”状态,而非“冷战”状态。
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陆伯彬(Robert S. Ross)认同美国仍在使用冷战政策对华的观点。他认为,两国的冲突虽未达到冷战状态,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较量仍会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虽然美国将缩减印太地区海军驻军规模,但同时一直在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盟友构筑防线,形成持久系统的防御力量。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虽然中美并未开启“新冷战”,但两国关系中出现了不少“冷战”元素。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归泳涛表示,在东亚地区“旧冷战”仍未结束。朝鲜半岛表面上是核不扩散问题,本质还是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之争。尽管美国声称不会挑起“新冷战”,但其对华政策与冷战时如出一辙。相比之下,中国始终积极参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从不操纵友好国家搞对立。而亚洲国家不支持新的“两极格局”,也不愿参与“新冷战”。归泳涛呼吁美国听取他国人民意见,恢复中美高层对话,避免产生误解和夸大不和谐因素。
全球安全治理需要整体思维
今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延续了特朗普任内以服务“战略竞争”为主的政策理念。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政府管理系教授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C. Wohlforth)认为,报告反映了美国官方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随着中国等后发国家的崛起,美国的地位虽然被弱化,但世界仍处于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格局中。沃尔弗斯提出,美国通过经济和政治操控其盟友和其他国家,形成了既有的国际秩序并逐渐固化。虽然国际政治看似不再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但实质上,结果并无二致。
拜登政府在报告中声称即使是在“国家间竞争加剧的时代”,美国也必须保持并加强国际合作,却并未给出在“竞争时代”谋求合作的具体路径。据此,有学者认为,拜登政府所谓“国际合作”只是一种美好的战略幻想。而正是由于单边主义、强权政治构建的各类“小圈子”削弱了各国之间的信任,才造成人类难以团结应对共同挑战的困境。山东大学教授秦亚青认为,面对全球安全威胁,合作是唯一的出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进一步提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很可能要求参与方在某些方面有所放弃,做出牺牲。我们必须承认,政治并非追求完美的手段,为了实现共同目标,会有付出代价的一方。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就是让谁去付出代价,如何让这些代价尽可能变得最小,以及如何对付出者进行补偿。
在全球安全治理方面,中国始终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积极谋求合作。今年4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携手迎接挑战 合作开创未来》的主旨演讲,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并阐述了“六个坚持”,为破解全球安全治理难题贡献了中国方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系主任于铁军从国家、地区、全球三个层面解读了全球安全倡议。他认为,中国对国家安全的理解突破了国内、国际界限,传统、非传统安全范畴,并统合了发展与安全概念的突出特点。与西方全球治理讨论中的非政府主体不同,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国家为核心,强调在面对全球安全挑战时,大国要做出表率,带头讲平等、合作、诚信、法治,展现大国风范。这种传统的现实主义安全观在当今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局势中展现了独特的价值。
“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在199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涵盖了经济、健康、粮食、环境等多领域广泛议题。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治理学荣休教授玛丽·卡尔多(Mary Kaldor)表示,以往人们在谈到“人类安全”时,主要强调从军事安全扩展到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安全概念,但其实军事领域的安全也在发生变化。现代战争中没有赢家。武器装备的升级使得战争成为和气候、能源一样能够敲响人类灭亡警钟的终极问题,人们必须跳出国家安全的狭隘框架,真正从抵御全球安全风险的角度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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