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来自中国、法国等国家的一些社会学学者正在开展一项名为“后西方社会学”的研究，试图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入手，共同构建一种超越西方与非西方二元对立、将双方视野融合起来的新型社会学概念和理论框架。那么，什么是“后西方社会学”？它与 “非西方社会学”“后殖民主义社会学”等反对西方社会学知识霸权的概念之间有何区别？“后西方社会学”与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学本土化有何联系？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后西方社会学”研究课题的两位主要倡导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谢立中与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中欧后西方社会学”国际高级实验室法方主任罗兰（Laurence Roulleau-Berger）。

　　反对西方社会学知识霸权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围绕西方话语体系建构出来的社会学体系一直在国际社会学界占据主流。罗兰对本报记者表示，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的历史几乎被等同于世界历史。全球知识生态的建构都围绕着认知不对等与知识霸权展开。

　　近年来，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快速发展，一些学者开始试图抗衡西方社会学知识霸权。他们不仅包括非西方国家的学者，也包括一些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家。这些西方学者积极参与到反对与抗衡西方社会学知识霸权的行动中来，与非西方学者一道对东西方社会展开合作研究。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合作研究来拓展西方社会学者们的视野，破除既有社会学的“西方中心主义”窠臼。

　　谢立中告诉记者，“后西方社会学”概念的提出，是为了抗衡西方社会学的知识霸权，为非西方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鸣锣开道。但它又不是单纯地以此为唯一和最终目的，而是期待在达到这一目的的同时，为非西方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之间的平等交流、相互对话甚至融合会通创造条件和契机，推动和促进包括西方和非西方社会在内的世界各地区社会学知识的健康发展。

　　谢立中解释道，所谓的“后西方社会学”是指在“西方社会学”之“后”，随着“西方社会学”向非西方社会传播和扩散，由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家在文化互动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类新型社会学知识。这种社会学知识体系不再单纯是由西方社会学家建构出来，而是由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家，或者由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家共同建构出来。它也不再单纯是在西方传统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下建构起来，而是在非西方话语体系，或者在西方和非西方话语体系的共同约束下建构起来。同时，它不再单纯是以西方语言首次表述，而是以非西方语言或以西方和非西方语言同时加以表述。只要符合上述条件之一，它就可以被归入我们所说的“后西方社会学”之列。

　　按照这种理解，“后西方社会学”并不只是非西方国家社会学家们的专利，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家也可以参与到“后西方社会学”的构建和发展进程中来。换言之，“后西方社会学”并不等于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学。无论是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家，还是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家，只要其构建的社会学研究成果符合上述三个标准，就可以被归入“后西方社会学”的范畴之内。“‘后西方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并不单纯是非西方国家社会学家们的事业，也可以是西方国家社会学家们的事业，说得更具体些，应该是两者共同的事业。”谢立中说道。

　　罗兰向本报记者表示，“后西方社会学”倚赖的是不同的知识过程，其中包括构建“西式的西方”“非西式的西方”“半西式的西方”“东式的东方”与“非东式的东方”等各个地区特有的“知识龛”；支持沿着“西式的西方”“非西式的西方”“半西式的西方”“东式的东方”与“非东式的东方”这个连续系统，将社会学知识在这些区域之间部分传递的中介性认识过程；区分欧洲及世界上不同社会学、理论传统、遗产和争议，共同建构混合型社会学知识。在“后西方社会学”中，概念空间通过方法论空间传递，社会学家在田野研究工具的构建中实现了不同时间、地点、语境与情境的多元化，以实现社会叙事的多元以及它们的多重意义。后西方方法论形成了一种多情境社会学，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在多个国家开展田野调查，而是一起在多个不同的空间和时间内进行田野研究。

　　融合不同范式的社会学知识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谢立中与罗兰都赞成，“后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学”应该是一个复数概念，即sociologies。谢立中认为，所谓的“西方社会学”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的统一整体，而是由诸多理论系统（或范式、流派等）构成。这些理论在社会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基本理论预设方面有所不同甚至非常不同，如孔德和涂尔干等人的实证主义社会学、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帕森斯等人的结构与功能主义社会学、舒茨等人的现象学社会学、米德和布鲁默等人的符号互动主义社会学、霍曼斯和布劳等人的社会交换理论等。

　　“同样，无论是在非西方国家里，还是在西方国家里，由于参与推进和构建‘后西方社会学’的学者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话语资源占有等方面情况各异，虽然大家在反对西方社会学知识霸权方面的目标相同，但在这个大目标之下最终构建起来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在基本理论预设以及概念、命题和方法等方面，必然还是会有所不同甚至非常不同，从而形成多元化的‘后西方社会学’知识世界。”谢立中对记者说道。

　　罗兰表示，欧洲的社会学与中国的社会学是截然不同的。许多欧洲社会学家都表现出种族优越感，并对其他地区的社会学鲜有兴趣，而中国的社会学家则不同。中国社会学家在范式转移与融合方面，从未表现出种族优越感，并抵制后殖民主义知识模式，而欧洲社会学家很难接纳非西方思维。

　　罗兰认为，基于悠久的中华文明，中国社会学家提出了许多理论命题，使中国社会学变得多元，这些命题包括不同的结构过程、实际行动以及互动性和主体性。当代中国社会学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将自身置于一个情景化和语境化的建构主义拼盘之中，其对应的是历史的、文化的语境背景。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开创了新的研究模式与社会学推理方法，打开了西方社会学未能预见的概念空间。过去30年间，如果说在法国社会学界，建构主义与解释学为个体社会学开启了研究空间，并愈发成为显著的一极，那么在中国社会学界，则是客观主义与建构主义成为一极并不断发展。

　　“无论是欧洲社会学还是中国社会学，我们都能看到一个不同建构主义的拼盘，结构建构主义、批判建构主义、行动社会学、解释建构主义、组织或战略建构主义、互动建构主义与主体建构主义等共处于此。这两个拼盘依旧是情景化、语境化的。然而，欧洲社会学更突出的是行动社会学，而客观建构主义在中国社会学中仍占据重要地位。”罗兰说道。在“后西方社会学”构建起的跨国认识论空间中，欧洲与中国的社会学知识并置，既有特定的和共享的社会学知识，又有各自根据不同的历史和传统而产生的理论、方法论聚集于此。

　　“后西方社会学”重视对话与合作 

　　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兴起，后殖民主义理论也逐渐被运用至社会学领域，催生了“后殖民主义社会学”。然而，谢立中认为，“后殖民主义社会学”理论更多地突出东西方之间的对立甚至对抗，而“后西方社会学”概念则更多地突出东西方之间的对话和合作。

　　如果说“后西方社会学”是一种西方与非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的融合，那它是否是一种“全球社会学”？罗兰认为，“后西方社会学”不是对社会学术语的结构性比较，而更期待与知识的理解、认同或争论以及共同在场行为体的科学实践相关的交叉性视角，所以“后西方社会学”也可以被定义为全球批判社会学。

　　“‘后西方社会学’基于大量交叉性的知识和田野研究，去理解个体在不同的情境中的所思所为。它并不是利用中国或其他地区的社会学与欧洲社会学在视角、实践与概念上的差异来共同生产新知识，而是为了弥补双方在这些方面的差距。而‘全球社会学’依然强调国家或地区间的认识边界，这就是‘后西方社会学’与‘全球社会学’最大的区别。”罗兰说道。

　　如上所述，“后西方社会学”并不限于西方国家或非西方国家，所以“后西方社会学”并不等于“非西方社会学”。然而，谢立中补充道，“非西方国家里的社会学”也并不一定都是“后西方社会学”。非西方国家里的社会学，尤其是非西方国家早期的社会学，有些研究活动其实是在“西方社会学”或者本土化程度非常低的西方化社会学指导下进行的，这些研究活动及其成果，不能被归入“后西方社会学”的范畴之内。

　　谢立中认为，“非西方社会学”也可以理解成那种纯“本土”性质的“社会学”，即非西方国家在语言表述、研究对象、概念使用、命题内容乃至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彻底完成了“去西方化”转变的社会学。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含义上的“非西方社会学”只能是非西方国家里产生的诸多“后西方社会学”集合当中的一个类型，而不是非西方国家里可能形成的“后西方社会学”的全部，所以它也不能被等同于非西方国家里的“后西方社会学”。

　　至于“后西方社会学”“社会学本土化”和“去西方化”之间的联系，谢立中表示，“本土化”主要指非西方国家的人们依照自己国家社会历史情景和实践需要，对从西方等域外引进的社会学知识进行改造，将其中不适用于本土情景和需要的概念与命题去掉，补之以符合自身经验和需要的新概念和新命题，使之符合自身国家的社会历史情景和实践需要，以更好地满足自身对社会学知识的需求。因此，“本土化”只是去掉西方社会学等域外社会学体系中不符合本土情景和需要的那部分，而非笼统地“反/去西方”。而“去西方化”概念则笼而统之地“反/去西方”，不分是非对错地将“西方”或“西方化”与“非/错”等同起来加以否定和去之，极易推动人们走向极端的“西方/非西方”二元对立的立场。因此，和“去西方化”概念相比，“本土化”概念相对更为温和。

　　但谢立中也提出，和“后西方化”概念相比，“本土化”概念仍有自己的局限。由于“本土化”概念同样含有一种探寻与“西方”之差异的倾向，因而一方面有导致“西方/非西方”二元对立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容易将非西方国家“本土化”社会学知识的有效性限制在非西方国家范围内，有意无意地遮蔽或否定了这些知识的普适性潜力。“后西方社会学”概念则在探寻和维持“非西方”与“西方”之间差异的同时，又保留了与“西方”之间的连续性和共同性（无论是源自西方的知识，还是源自非西方的知识，都既有自身的地方性局限，也有超越自身地方性的普适性内容），因而不至于走向将二者完全割裂和对立起来的极端立场。

　　国际社会学界的“后西方”合作历程 

　　2002年，罗兰开始采用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多情境社会学立场进行社会学研究，由此创造了一种跨国的理论与实证研究。2006年，她开始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开展研究工作，并意识到中国社会学知识被严重低估。因此，她认为有必要从中国的角度重新审视西方社会科学的霸权问题，首先就是要重新认识自1979年以来重建的中国社会学。

　　自2006年起，罗兰携手中国学者共同勾勒中国与欧洲社会学对话空间的轮廓。这项合作围绕反思社会科学的去西方化，以超越东西方分野与二元对立的思维展开。2012年，基于学者们多年来对非霸权社会学的反思，罗兰正式提出“后西方社会学”，并与中法两国的社会学学者经过多轮激烈讨论后确定了这个说法。2013年，中法双方社会学界成立了“中法后西方社会学与田野研究实验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里昂高等师范学校牵头，北京大学、上海大学与南京大学协助成立。此后，以“后西方社会学”为题，中法社会学学者召开了多次学术会议和工作坊，一起进行田野研究，分享研究成果，迄今为止出版了13部相关著作。近年来，该实验室也邀请日本、韩国、保加利亚等国的学者参与后西方视角的社会学研究。2021年1月1日，实验室正式更名为“中欧后西方社会学”国际高级实验室。

　　在“后西方社会学”研究中，相关学者已在构建性的对话中展现了“西方”和“非西方”理论如何交流、共享。从交叉的角度，他们看到了欧洲与中国社会学之间在一些问题上时而连续、时而中断的关联性。罗兰认为，在这种联系紧密的生态下，本地和本土的社会学理论会变得愈发生动和活跃，而将这些理论充分调动起来，可以创造出非传统的或“异托邦式”的知识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