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北部的大同市，其建造始于北魏平城，止于北魏洛阳时期，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工艺造像精绝美妙、雕刻手法细致入微、雕塑型态形象生动。云冈石窟依山而开凿，东西长约1千米，分东、中、西等三个区域，现存45个主要洞窟，造像总计59000余尊；早期西域情调的气势非凡、中期中土华化的雍容华丽、晚期个性回归的“瘦骨清像”，虽然历经沧桑岁月，依然焕发出璀璨夺目的艺术魅力。云冈石窟琳琅满目的乐器图像、婆娑优美的舞蹈伎乐展现了迥异其趣的艺术风格；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幢倒伎乐、音乐树等在精湛的斧凿刀刻下逐渐显露成型，将佛教在中国不断演化、变迁的历史画卷一览无遗。

　　云冈石窟中的音乐图像 

　　在庄重肃穆的云冈石窟之中，成千上万的大小窟龛和佛教造像复刻了几千年前的北魏文化。石窟中的音乐图像资料弥足珍贵，放眼望去满目皆是艺术表演，无论是壁画还是雕刻的造像都精美绝伦。伎乐和佛龛并列而排，飞天与佛像层出不穷，飞天与天宫伎乐诉说着北魏时期的乐舞艺术；乐器琳琅满目，异域风情尽显胡风胡韵、妙音供养寻求佛国真谛。

　　以“戎华兼采、胡汉交融”著称的云冈石窟，久经时间积淀，虽有部分图像因风化严重无法辨识，但仍存留许多宝贵的音乐图像资料。在云冈石窟45个主要的洞窟中，有23个洞窟保存着重要的音乐图像资料，尚存乐器图像530多件，乐器组合76组，能够辨识的乐器有28种，这些乐器包含吹奏乐器、弹拨乐器和打击乐器。吹奏乐器有横吹和竖吹两种类型，总数达185件，有横笛、异形笛、义嘴笛、螺、笙簧、筚篥、排箫、吹叶、胡笳和角，其中横笛、排箫和笙均是中原黄河流域常见的传统乐器，而义嘴笛、胡笳、角和吹叶等则是外来乐器；弹拨乐器有琵琶、阮咸、五弦、竖箜篌、筝、琴和瑟，其中琴、筝、瑟以及阮咸是中原汉族的传统乐器，而五弦、琵琶和箜篌是来自西域地区等少数民族的乐器；打击乐器总数近150件，有腰鼓、齐鼓、魏鼓、两杖鼓、都昙鼓、毛员鼓、鸡娄鼓、手鼓和檐鼓，其中有9种鼓乐器是西域或西北少数民族的传统乐器。

　　云冈石窟中雕刻的乐伎图像，描摹着北魏时期舞蹈文化的盛况，云冈石窟内现存能够辨认的乐伎图像有700余身，其中第6窟是乐伎最多的一个，共有13组乐伎146人，第38窟乐伎5组，象征意义多样，有藻井伎乐飞天、音乐树和百戏伎乐等。伎乐雕刻形式以佛界和世俗类的专门性乐伎为主，飞天伎乐、天宫伎乐、幢倒伎乐、化生伎乐和故事图伎乐比比皆是，雕刻技艺出神入化。天宫伎乐是天国世界中以舞蹈表演而娱佛的舞者，舞者位置处于洞窟顶部与壁面衔接处并列开设的尖楣圆拱龛内，窟内舞者或抱乐器弹奏或盛装束腰翩翩起舞，每位乐伎都独具乐韵、姿态各异。早期的天宫伎乐大多袒露上身，披长巾且赤脚，是结合西域的渲染之法雕刻而成；佛教中八部护法之一的乾闼婆和紧那罗称为飞天，前者为乐神，后者为舞神，飞天伎乐主要散见于壁面，也有部分见于窟顶。飞天伎乐造像风格经历三个时期的嬗变，从早期的粗犷简单到中期的体态健硕再到晚期的秀骨精致。石窟中的乐伎造像凸显着丰富而独特的乐舞形象，有的穿插于乐队中间与乐工间或呼应；有的含情娇媚，态势悠逸；有的体格彪悍、刚健奔放；有的饰以飘带披巾并辅以其他道具。瞬间定格的乐舞图像，姿态万种，蕴蓄着极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和人文历史内涵。

　　云冈石窟中的百戏图像 

　　云冈晚期的洞窟建造于北魏迁都洛阳（494年）之后，云冈石窟大规模的开凿活动基本停止，民间工程开启，此时的洞窟基本上是中小型洞窟，第38窟便是小型洞窟的代表。它虽然没有早中期洞窟的雄伟之势，但内容却丰富独特，雕刻细致入微，窟龛类型复杂多变，世俗化与平民化因素更加浓厚，百戏图像中的幢倒伎与小型乐队将佛教与汉文化、鲜卑文化的调和展现得淋漓尽致，进一步展现北魏时期文化混融的繁荣景象。

　　第38窟整体平面呈长形，四壁三龛。内涵丰富且独具匠心的“幢倒伎”画面雕刻于北壁的最底端，北壁为圆拢二佛并坐龛，百戏杂伎呈现于北壁的小窟龛之中，此伎乐图分为左右两个部分，位于整个龛的东西两侧。该图像中，有可辨识的百戏杂技“幢倒伎”一组、可分辨的乐器7件、可辨识乐伎共12身。整体画面为：一杆立在龛中，一人缘杆而爬，另一人在杆顶折腰倒垂而下，姿态优美且技艺高超。侧旁雕刻了六人的乐伎群，分成三层，以三组每组两个乐伎的形式出现在龛中，每人都手握一件乐器，保持一定的姿势吹奏。据考证，上两层乐伎手握的乐器分别是吹奏乐器横笛、竖吹筚篥、排箫和弹拨乐器直项琵琶等共4件，最底层的一组乐伎由于风化严重，具体形态和所持乐器已经无法辨识。在左侧，有骑马伎乐人以及随从为其撑伞游行的画面。东侧伎乐图像：竖杆上有一个玩杂技的伎乐人，且侧旁雕刻有伴奏的乐队。本组乐伎分为三组、共有三层，以每组两个乐伎的形式出现在窟龛中，六位伎乐人都手持乐器演奏，二三层伎乐由于风化严重有部分乐器已经无法准确辨识，可辨识乐器有第一层吹管乐器筚篥、横笛；第二层打击乐器细腰鼓等。以上伎乐人图像展现我国经久不衰的民间艺术，呈现云冈晚期的俗界伎乐供养内容。

　　云冈石窟百戏图造像中出现的可辨识乐器约有筚篥、直项琵琶、细腰鼓等西域东传乐器和汉族传统乐器。如《隋书·音乐志》所记载，“隋九部乐中的西凉乐，其乐器编成为：横笛、大筚篥、小筚篥、笙、箫、长笛、贝；弹筝、搨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钟、磬、腰鼓、齐鼓、担鼓、铜钹，共19种”。由此可知，百戏图中所呈现的乐队编制主要是以中西合璧的西凉乐为主，上述19种乐器都是在北魏时期的“胡乐”中最盛行的乐器，而汉族传统乐器是蕴含了几千年华夏文明的经典乐器。

　　云冈石窟百戏图像的价值 

　　云冈石窟中的百戏图像资料富有鲜活的生命力，经过历朝历代艺术家不断创新和传承，以静态文物的形式将动态的历史流传至今，是北魏时期造像风格向世俗过渡的标志，是民间、佛教与宫廷相互交流接续绵延的历史见证，也是各民族文化融会贯通的产物。

　　百戏图像中的乐器组合反映着鲜卑族的音乐生活。云冈石窟是北魏时期由皇家亲自开凿的大型佛教石窟寺，在洞窟的建造以及音乐的呈现上展现了北魏时代的审美追求和生活情趣，其中的乐伎图像以及乐器的展现从正面反映出佛教艺术的韵味，也展现了北魏宫廷音乐的面貌。龟兹作为古丝绸路上的重要交叉口，承载了印度文明、中华文明、波斯文明以及阿拉伯文明等的交流融合。自古便有“龟兹俗善歌乐”的赞誉，筚篥、琵琶、腰鼓等乐器归属于龟兹乐，在石窟中占据着主流地位。百戏图中的乐器组合呈现出鲜明的西域龟兹音乐风格，充分展示了古龟兹音乐表演的盛况。隋唐时期的九部乐、十部乐，内含龟兹乐、高丽乐、疏勒乐等，筚篥、琵琶、腰鼓等均系这些“胡乐”中的主流乐器，而排箫、横笛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乐器。隋唐时期的燕乐十分盛行，从这组乐器组合的乐队编制可以窥见北魏宫廷燕乐的异域情调。

　　音乐历史上有“侏儒扶芦”之说，百戏本就是宗教巫术仪式下的产物，而幢倒伎的原本形态为春秋战国时的“侏儒扶芦”，“侏儒扶芦”象征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底蕴，杂技艺术、倡优戏谑、角抵百戏、戏曲艺术一脉相承，均在幢倒伎中得以表现。唐明皇李隆基创立梨园，“梨园弟子”众多，唐代以来戏曲之盛无不受益于此。值得注意的是，百戏图像中幢倒伎乐所表演的“鸟飞”“倒挂”的伎乐人，又是民间现实生活的乐舞题材。北魏百戏直接影响了隋唐音乐的建构和发展，在唐代宫廷及民间音乐中均能见到百戏元素。直至当代，以云冈石窟为题材创作的《鲜卑骄子》《云冈乐舞》等剧目，依然可以见到百戏图像的造型。

　　云冈石窟38窟的百戏图像巍然屹立，像是一部无声的音乐影像，虽然无法以听觉体验到古老的鲜卑民族的音乐风格，但却能通过视觉想象到以勇武劫掠起家的鲜卑族先民彪悍的音乐创造。胡汉艺术的相融造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音乐文化风格特征。

　　云冈石窟是多种文化交融产生的伟大艺术，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体现了我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传统理念，“文化融合”可谓是云冈石窟艺术中最大的特色。纵观音乐历史长河，北魏时期的音乐艺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孕育了我国隋唐音乐的繁荣景象，更为我国音乐添以勃勃生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传统音乐表演体系研究”（16ZD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