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陋室”是货真价实的“陋”，两居室，仅三四十平方米，从未装修，还是我三十多年前入住时的老样子。水泥地并不光整，原本崭新的粉墙因岁月而变得灰暗了，唯独这两大书柜里色彩明丽，其中还不时有新的内容添加进去，它们正面对着一个长条沙发，那是我经常倚靠而坐或沉思或悠然自得或出神发呆的地方……不论是什么时候，坐在沙发上，面对着这两个书柜，我总有赏心悦目之感，沾沾自喜之感。疲惫时，我在这里得到酣畅的休息，恢复了元气；苦恼时，我在这里得以豁然开朗，如释重负；陷入困顿或遭到打击时，我在这里获得了温馨的慰藉与安抚；无所事事时，则在这里又获得起步前行的方向……因此，这儿是我的“绿洲”、我的“家园”、我的“疗养胜地”、我的“加油站”……

　　这儿也是我的“沉思之亭”——几十年前，我游巴黎枫丹白露，见过湖里岛上有一圆筒状的小亭，听说，那是拿破仑常去独自沉思的处所……这两大书柜的书，终归是一份清单，是一份劳绩，是一个过程，它面前的这个空间，自然就成了我的“沉思之亭”，它唤起往事与回忆，它标明意义与启示，它不免使我思考我的经历、我的故事：我是怎么走过来的，我是如何作成这些事情的……用时髦的术语来说，也就是我的存在、存在状态与存在本质……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不敢说我完全做到了这点，但我尚能要求自己这样做，对自己也还算有个基本清醒的认识，当然，忘乎所以、自我膨胀、头脑发热、飘飘然不能自持的时候也常有之，不过总体上还从未忘记自己的“斤两”：我体魄不健壮、精力不充沛，从小就没有通宵达旦苦读的身体本钱；智力平平，既无过目不忘、强闻博记的本领，又无文思敏捷、下笔如有神助的才情，不是在文化学术上能干大事的材料；我出身“寒微”，家庭与“书香”无缘，父母仅有低层次的文化，我不像很多文化学术大师那样早就有“家学”垫底，具有深厚的根基；我不像好些前辈学者那样“喝过洋墨水”，也失去了我的很多后来者那样的在国外深造的机会……说实话，凭我有限的资质与条件，能进入学术文化领域的较高层次，已经是“撞上大运”了，而终能在这个领域里交出这样一份劳绩，那就更是使我自己有时候也不敢相信的“奇迹”……我难以相信所有这些竟出自我手，难以相信我能做出这许多事情……

　　我感到欣慰的是，所有这一切首先应该归功于我治学的勤勉。“勤能补拙”，我从小就相信这条古训，我深知自己虽然并没有拙到“不可雕塑”的地步，但要补上自己所欠缺的“大聪明”与“小聪明”，就必须勤奋、努力。从我进了初中开始“开窍”后，这就成了我求学中的基本态度，一直沿袭了下来，而且愈是考进了北京大学，愈是进入了学术文化领域，勤奋治学的强度愈是大有增加。从大学毕业进入了职场后，数十年来，我基本上是过着没有节假日、没有周末休息日的生活，熬夜开夜车更是日常习惯，只不过因为我体力不强，精神不济，我从不敢通宵达旦，总要为自己第二天的“接力跑”留一点后劲。每天，就像驴马拉磨一样，周而复始地围绕着自己的业务打转，心无旁骛，生趣寡然，疏远了几乎所有的生活乐趣：旅游之乐、远足之乐、歌舞之乐、烹调之乐、口腹之乐，更杜绝了花木鱼虫、琴棋书画等雅兴与休闲情趣，仅有的调剂只是听听音乐、散散步，找一个场地活动活动半小时筋骨或者骑自行车到附近街巷里溜达半小时、一小时……

　　整个生活就像一块硬涩涩的面包干，基本上数十年如一日，因此，当我在北大的老同学不少人还“满头青丝”的时候，我已经是“白发苍苍”了，难怪不止一个人这样告诫我：“老柳，你把自己用得太狠了。”对此告诫，我却从不在意，仍按自己原有的惯性继续运转，甚至心里认定，书斋学者的生活本应该就是如此，特别还以康德作为自己的楷模，因为我从一本书上看到，这位德国哲人的生活就很简单，机械而枯燥，如硬面包干。甚至，就此我还有过一次小小的“不当之举”：1980年我在波士顿的时候，有一次，朱虹带领我去拜访哈佛的大学者艾伦教授，他比我年长约二十来岁，我对他是仰头而视的，为了奉承他治学的专注执着，我自作聪明地援引了心中楷模康德的生活方式，没想到艾伦对康德的方式很不以为然，懔然与之划清了界限，当时使我颇感尴尬。实际上，艾伦作为一个学者，不仅学问做得大做得精，而且生活内容也很丰富，兴趣爱好也很广泛。后来，他来了中国，看过一次京剧后就如醉如痴地爱上了中国京剧，而我接触京剧的机会比他不知多多少，但我却一直没有入迷，直到自己锐感年迈体衰因而大减劳动强度的这几年，才经常为了看李胜素的《贵妃醉酒》、程派诸名旦的《锁麟囊》而特意守候在电视机旁……

　　虽然我知道自己为了这点学业而丢失了很多东西，也扼杀了不少兴趣，虽然近年来每次老朋友聚会之后，我总耳闻朋友有“柳××比同龄人衰老”之叹，但我只要一面对我的两大书柜的书，或者只要一想起我的两大书柜，我就至今无悔，我觉得我按照自己的条件、自己的方式利用好了我的时光，我对得起自己的岁月。

　　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至少到我这一代人为止，一般都很安于在自己的耕地上辛勤劳作，安于自己的“本分”与“职守”，只求有一张“平静的书桌”。我还算运气好的，生活与工作还算安定，特别是我的本职业务工作一直持续未变。虽然我在前行的道路上也有不少坎坷与崎岖，但终究无致命的大灾大难，基本上保证了我“耕作”的一贯与“收成”的稳定。我所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很好的“规矩”，那便是研究人员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而用不着“坐班”，我颇得益于这个“规矩”，它保证了我有充分的研究工作时间，有了时间，总能有些出息。不过，说老实话，我两大书柜中的相当一大部分成果，几乎都是在我退休之后，也就是在我60岁到75岁之间摆弄出来的。我得感谢的是我六十来岁时所碰上的改革开放的时代，使我勤学有果而非白白浪费。在这个时代，优秀外国文化得到了尊重与普及，对经典作品的仰视与敬畏还没有被后来的媚俗文化、山寨文化、恶搞文化以及看图识字文化的浪潮所冲击，因而在中国文化出版领域里曾经出现一个对人文文化的文本积累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我正好作为一个“有准备的人”，适应了当时的文化出版需要，成为一个经常中标的“领头羊”，承担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文化工程，从而把自己的学识与岁月物化为一个个项目、一套套书而留存了下来……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