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迁，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交互发生了改变，对两者间关系的认知、研究和实践也在与时俱进。近期，美国期刊《公众理解科学》推出了以“创刊30年：科学与公众的过去和未来——学术、社会语境和实践”为主题的30周年纪念特刊，回顾了科学与公众关系相关的领域，如科学出版、科学报道、科学传播等方面取得的进展、面临的问题和可在未来采取的行动。围绕如何审视当前科学与公众的关系等问题，记者采访了在该特刊上发表文章的部分专家学者。

　　邀请公众参与监督科学活动

　　《公众理解科学》主编汉斯·彼得·彼得斯（Hans Peter Peters）表示，从他多年的编辑经验来看，来稿有时并不能充分反映科学的社会嵌入性。学者在研究科学传播和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时，都有可能被一种理想化了的“纯粹科学”构想所限制。因为大多数学者热爱科学，并认为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好的。彼得斯发现，人们有时会想当然地认为科学值得信任，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大众对科学的信任度问题上。然而，在他看来，作为研究人员，不应简单地抱怨信任的缺失。更值得研究人员关注的是，公众的信任或不信任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知识、推理和合理判断所引发的。

　　彼得斯认为，在呈现科学时，不应回避公众对科学活动的监督，而应邀请公众参与进来。为了更好地展示科学的全貌，我们需要有反思精神的科研工作者、科学政策制定者和记者、博客作者等科学传播工作者，来展示大众视野外的内容。我们虽然已经看到了科学知识对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以及打击伪科学和虚假信息的重要性，但这也可能使得我们在不经意间产生一种防御心态，不能容忍对科学和知识的批评质疑，担心批评的声音会损害科学的权威，对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彼得斯不赞成科学和公众的关系变成“真理方对无知方”的家长式关系。我们可以对公众的能力抱着更乐观的态度，培养公众的“批判性科学素养”，让公众更能接受正在形成过程中的科学而不仅是已经成型的科学。

　　在社会实践视域下理解科学传播

　　科学传播是有关科学与公众关系研究的重要分支。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科学与技术研究系教授萨拉·戴维斯（Sarah R. Davies）关注科学技术研究视角下的科学传播研究。她表示，科学传播实践的内涵丰富，从学校门口的谈话到公共演讲、从与科学相关的社会运动到畅销科普杂志，都属于科学实践的范畴。科学传播研究也是一个广阔的跨学科领域，它将不同学术传统汇集到一起，共同关注科学传播的过程、实践和参与者。科学技术研究也并非一个固定的学科，而是围绕特定主题和问题展开的，是不同学术传统的交汇点。科学技术研究在研究知识构建方面有鲜明的特色。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学者认为，基于研究的知识是被建构的，而不是既定的或被发现的。科学技术研究集中关注知识在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为研究科学传播作出了独特贡献。

　　戴维斯认为，虽然我们不常听到“科学传播并不重要”的声音，但能清楚阐释科学传播重要性的学术文献仍不够充足。经由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和对科学传播领域教研人员的访谈，戴维斯概括了科学传播在当代社会中扮演的几种角色：确保公共资助的科学研究的可问责性和合法性，提供工具性实用信息，推动民主建设，彰显与审美和教化功能相关的文化意义，实现特定的经济目的，发挥宣传作用。也就是说，科学传播的重要性源于人们对科学在现代社会价值的信念以及对公平分配公共产品的追求。科学传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最终与我们将拥有怎样的社会息息相关。因而，在从事科学传播活动时，人们也在塑造社会发展的方向。

　　谈到科学传播实践，在戴维斯看来，当前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例如，权力在何处以何种方式展现，忽视了哪些人群的声音，哪些地方存在不公平，应当如何应对公共话语中存在的问题或空白。当社会面临诸如疫情、气候变化的挑战，急需专业知识与技术在场时，科学传播在应对危机方面的作用尤为关键。我们需要借助科学传播的力量帮助理解社会不平等与不公正的再生产机制，让弱势群体获得更多接近科学的机会，利用新的伙伴关系将不同的社会群体凝聚在一起。科学传播不应仅仅服务于有限的受众，而应当实现对全社会的覆盖，实现围绕科学主题展开的交流对话。

　　顺应新要求增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

　　意大利特伦托大学社会学与社会研究系教授马西米安诺·布奇（Massimiano Bucchi）告诉记者，近几十年来，科学传播领域研究的覆盖度和组织性日益提高，但是，研究机构和政策机构仍需进一步了解高质量科学传播的重要性。科学传播不能被“即兴发挥”，也不能依赖于自然科学学者或科学传播工作人员的个体才能。布奇认为，疫情期间，我们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科学传播实验”。有研究称，公众普遍关注卫生机构提供的信息，对社交媒体流传的信息持怀疑态度，这说明在科学传播中，公众对机构的信任度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当前媒体大规模引用专家意见的情况下，许多机构并没有做好承担起科学传播责任的准备。在很多情况下，专家学者，甚至是研究机构的科学传播行为主要是由个人的善念和意愿所引导的，没有足够充分地体现出对相关主题的学术成果、公众看法和受众智能的考虑。

　　在布奇看来，科学传播是一种社会对话。这是一个广阔的、包罗万象的定义：科学传播是“社会如何谈论科学”，包括在广播节目、社交网络、艺术工作室、咖啡馆里进行着的关于科学的日常故事。此外，小说、流行歌曲、戏剧、喜剧表演等也在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和日常生活层面展现了科学。这种观点突出的是互动交流模式，是一种“凡与科学传播相关者皆可被囊括其中”的理念。对科学传播的包容性定义不仅认可了科学咖啡馆、科学喜剧等注重愉悦性的科学传播活动，还承认在流行文化中自发应用来自科学和与科学相关的形象及思想是更广泛的科学传播实践的一部分。布奇提出，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提升科学传播的质量，即如何改进科学传播，如何激励高质量的科学传播，如何将它与低质量或即兴式科学传播区分开来。另一个长期挑战存在于教育层面，即如何让公众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科学信息的价值。遗憾的是，在决策者和专家学者中，轻视公众的想法仍然很普遍。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萨利姆·阿卜杜勒·卡里姆（Salim S. Abdool Karim）对记者表示，在实践层面，科学传播的速度大大提升，传播方式也有所改变，主要体现在由传统纸质媒介到网络媒介的转变，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在疫情影响下，科学家纷纷由幕后走向台前，传递的内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丰富，而公众也更多地参与到科学活动中来，使得科学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在研究层面，开放获取等改革使得科研成果更加可及，但科研工作有时会在未整理好的情况下就走向公共视野，也给科学研究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卡里姆提出，科学应朝着更透明、更可及、质量稳步提升的方向发展，让普通公众和政策执行者都能更好、更深入地理解科学。他建议，要设计并实施让青少年在进入大学前就能更好地接触科学的机制。同时，要提升科学传播工作质量和科学传播工作者的职业素养，让科学在面向公众时更加通俗易懂，而不是居高临下式地说教，让公众感到科学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让科学传播更加富有代入感，更彻底地激发出科学的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