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6日，美国著名汉学家、中国史研究专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逝世。国际汉学界及中国国内学术界许多学者纷纷发文，缅怀这位长期倾心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并为之奉献终生的学者。作为西方学界颇负盛名的“中国通”，他与孔飞力（Philip A. Kuhn）、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被誉为继费正清（John Fairbank）之后的美国汉学家“三杰”。史景迁将自己称为中国历史的“皈依者”，而他的名字也来源于“景仰司马迁”的寓意。斯人已去，遗泽永存。在海外汉学研究日益兴盛的今天，他的史学成果将鼓舞更多西方学者深入了解中国及其文明传统。

　　骄人成就缘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史景迁的逝去在美国掀起了追忆热潮。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推出的专题纪念节目中，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欧立德（Mark C. Elliott）介绍，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现了第一代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当时多所美国大学开始将中国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60年代，第二批美国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历史，其中包括以史景迁等人为代表的汉学家。在这一时期的美国史学界，中国史研究仍难以跻身主流。

　　欧立德进一步谈到，史景迁的学术研究无疑为改变汉学在美国的边缘地位作出了贡献。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增强，史景迁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显得尤为重要。他成功地向西方世界揭开了这个国度昔日的神秘面纱，以一种通俗易懂、易于理解的方式将其意义与内涵呈现在人们面前。

　　2004年，史景迁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成为美国历史学会成立百余年来为数不多的几位获此职位的中国史研究学者之一。史景迁笔耕不辍，自1966年以来，完成了多部有关中国的学术著作，涵盖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他的每部著作几乎都受到了美国评论家的大力赞扬，屡屡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让专业艰涩的历史书籍成为大众普遍喜爱的通俗读物并非易事，而史景迁做到了。

　　良好的史学理论熏陶与严谨的治学精神，让他获誉无数，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美国艺术文学院、《洛杉矶时报》等多个机构曾授予他奖项与荣誉。在蜚声国际的同时，史景迁对传播中华文化的贡献受到了中国学界的充分肯定。2017年，史景迁获得第十一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一年后，他又获得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在获奖感言中，他深情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之情：“60多年前，我开始对中国着迷，从此再也无法说服自己去追求别的事业……”

　　讲述鲜活的中国故事

　　耶鲁大学现任校长、心理学家彼得·沙洛维（Peter Salovey）在缅怀史景迁时，称他为“无与伦比的学者和教师”。一些学生表示，人们钦佩他不仅是因为他出色的学识、教学成果和对学生的奉献精神，还因为他的热情、谦逊和正直。耶鲁大学20世纪中国史研究学者何若书（Denise Y. Ho）曾经是史景迁的学生。回忆起恩师，她说：“史景迁身上表现出来的人文主义情怀和同理心，让我很受启发。他对历史叙事的娴熟驾驭给予我很多灵感，这些叙事将活生生的中国带到学生眼前，激励着我们学习汉语并向全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在耶鲁大学，史景迁以他教授的历史课程“追寻现代中国”闻名整个校园。后来，他将这门课程的讲座内容结集出版，令他声名鹊起。该书讲述的故事始于明朝，涵盖4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成为美国大学使用最广泛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之一。在书中，他这样写道：“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少次中国人民在困难甚至绝望的情况下行动，有多少次抓住自己的命运……在1644年、1911年以及1949年，对现实的破灭幻想、对过去的些许怀念，以及对未来的热切盼望，共同促成了中国社会旧秩序的崩溃，通往未知事物的新生之路由此开辟。”

　　在耶鲁大学，“追寻现代中国”课程的美誉口耳相传，经常成为选课人数最高的人文学科课程之一。耶鲁大学在官网发布的悼念文章中写道：它成为一代又一代耶鲁人通往中国这个神奇国度的“成人礼”，打开了他们的视野，并赋予他们新颖的全球视角。这门课程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教室里经常爆满，后来不得已搬到了耶鲁大学的贝特尔教堂，那里可以容纳850名学生。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陈怡君（Janet Y. Chen）这样描述史景迁授课的情景：“只需借助一张潦草的手写笔记，他就可以让讲座像短篇小说一样引人入胜、富有启发，整个会堂的学生都听得如痴如醉。”他总是善于抓住精髓，有学生这样总结道。而史景迁自己也曾比喻说，要捕捉人物和历史时刻，让他们“像罐子里的萤火虫一样闪闪发亮”。

　　一些传奇的演说者通过“表演的戏剧性”增加演讲的渲染力，然而这不是史景迁的风格。对于他演讲的吸引力，耶鲁大学的悼念文章中是这样描述的：“他用一种缓慢、耐心、平静的声音贯穿始终……在演讲中融入他对于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观点。学生全神贯注地坐着，然后离开课堂，在学校的午餐时间兴奋地讨论这些问题。”

　　文章继续写道：“追寻现代中国”课程的学生如今走上了世界各地的重要岗位。得益于对中国相关知识的深度了解，他们成为著名的记者、政治家、大使、教师、诗人、企业家，其中许多人在继续将史景迁的学术遗产发扬光大。

　　创造全新的叙事方式

　　谈起史景迁，耶鲁大学前校长理查德·查尔斯·莱文（Richard Charles Levin）盛赞他为“一个杰出的人物，一位具有独特洞察力和想象力的学者”。

　　不少学者认为，与其他中国史研究者相比，史景迁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将宏大的全景式历史画面转化为微小的细节描述，以见微知著的方式挖掘个体在历史事件中的感受。除了具备史学家特有的严肃性思维，他擅长以文学叙事的手法还原历史场景。为此，他被称为“妙笔生花的史学奇才”，中国学者钱锺书曾称他为“被历史耽误的小说家”。

　　此外，史景迁十分注重材料的历史考据。欧立德认为，史景迁开创了西方人将原始中国文献作为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做法，这些文献当中的许多资料直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才逐渐被获取。史景迁视史料为史学研究的基础，他曾将历史写作比喻为“拼图游戏”，必须很小心。因此，史景迁对每部著作编撰过程中资料搜集的要求都近乎严苛，注重一手材料来源的严谨性及对材料进行“再还原”的忠实性。

　　耶鲁大学的悼念文章中写道：“史景迁将严谨的档案研究与文学天赋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全新的叙事方式，展现出一个异域国度里生存的人类所具有的强劲生命力。当他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写作时，美国人的目光并没有投向中国。凭借小说家在人物、细节和速度方面的天赋，他将一个遥远的文明通透而彻底地呈现出来。他的叙事禀赋使他成为耶鲁大学历史学名誉教授彼得·珀杜（Peter Perdue）所说的‘工匠大师’。他创造了一个包含传记、纪录片、文学和戏剧的新组合。”

　　史景迁生前的挚友魏斐德曾以“史景迁的诞生”为题发表演讲，讲述了史景迁的中国史研究之路。魏斐德提到，无论是他与约翰·E.威尔斯（John E. Wills）合编的有关明清之际的文集，还是《和平之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一书，抑或《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一书，史景迁的作品都建立在扎实而勤奋的资料阅读基础上，尤其是对新发现的档案材料的阅读。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在《太平天国对基督教中国的幻想》一书中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研究。该书以大英图书馆馆藏的中国文献为基础撰写，而这些资料之前一直不为人知。此后，史景迁又出版了《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一书。

　　史景迁曾师从中国史前辈房兆楹。在房兆楹的指导下，史景迁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通过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代密疏（臣民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秘密文书），将曹寅这个集宠臣、奴仆与间谍于一身的人物形象细致入微地刻画出来。史景迁笔下的曹寅活灵活现，成为观察清朝社会的一个镜头和缩影，而史景迁也成为第一个利用清代密疏写作的西方学者。该作品为史景迁赢得了耶鲁大学最高级别的博士论文奖约翰·艾迪逊·波特奖，也成为他出版的第一部书。

　　魏斐德回忆了他的导师、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瑟夫·R.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对这部作品的赞许：“我仍然记得当时我的导师在读到这部极为成熟的作品时兴奋的样子。他告诉我，清史研究将由此改变，他的写作犹如天使……”此书出版八年后，史景迁的另一著作《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问世。这部著作中，史景迁运用的文学表现手法独树一帜。全书采用第一人称，以康熙“自叙”的方式，将这位君主的多面性格与内心世界娓娓道来。而在《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一书中，他通篇采用了现在时态。欧立德评论说，这是一种标新立异的叙事挑战，许多历史学家都做不到这一点，堪称一场赌博，但史景迁赌赢了。在《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中，他延续“叙事革新”的做法，使用侦探小说式的写法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时代宿命。该书译者温洽溢在“译后记”里评价道，这部著作在庞大的资料交织下穿针引线，通过营造气氛维持叙述张力，实为神来之笔，是过人之作。

　　在《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等作品中，史景迁讲述了特定人群在特定环境下经历的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用生动的笔触塑造出一个又一个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对此，费正清这样评价说：“通过真切摹写出人物的品性及其处境，史景迁亲切地带领我们走进这些人的生命，让我们仿佛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仿佛跟他们有过直接的交流。这种感觉，只有最好的历史作品里才能赋予。”

　　史景迁曾言，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令他着迷。在整个世界的版图上，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极有魅力的存在。史景迁用学术求索与不懈钻研践行着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用自己的文字与作品拼接出古老国度的一幅幅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