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2年的《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倡议》、2003年的《贝塞斯达开放存取出版宣言》和《关于开放获取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资源的柏林宣言》等倡议发布以来,开放存取(Open Access, OA)这一学术传播模式被越来越多地接受和认可,呼吁全球科学界推广开放存取的声音持续高涨。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视开放存取,因为它对这些国家获取科学知识、开展学术交流、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科技和文化差距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开放存取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有学者提醒,高昂的文章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 APC)对发展中国家真正获益于开放存取构成阻碍,可能使这些国家的科研人员有被边缘化之虞。
文章处理费价格不菲
根据操作方式和是否收费,开放存取可分为金色OA、绿色OA、混合OA、钻石/白金OA等类型。开放存取文献对读者都是免费的,但在最常见的金色OA(作者终稿在线公开发表)和混合OA(同时提供开放存取内容与订阅内容)模式下,出版机构向文献作者收取文章处理费(可由作者所属的科研机构或科研资助机构支付),以覆盖编辑(包括同行评议)、校对、排版、技术支持、市场营销和客户服务等方面的出版成本。加拿大渥太华大学信息研究学副教授海瑟·莫里森(Heather Morrison)2018年的一项研究显示,2017年全球开放存取科学文献的平均APC为974美元,APC在0—1000美元的期刊最多,其次是APC在1000—2000美元的期刊。
然而,不同出版机构、不同期刊的APC差距较大。根据公开的数据,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旗下期刊混合OA的APC为1990—11390美元/篇,普通OA的APC为860—6000美元/篇;约翰·威立父子出版公司旗下期刊混合OA和普通OA的APC分别为750—3780美元/篇和600—5000美元/篇。而且,知名期刊的APC通常更加昂贵。
意大利都灵大学城市与法律地理学副教授弗朗切斯科·基奥代利(Francesco Chiodelli)告诉本报记者,在发达国家,APC的可负担性取决于科研人员的职位和工作机构。机构每年向研究者发放个人经费,APC所需资金被包含在这笔经费之内。各机构发放的个人经费数额差异很大,职级较高的学者获得的经费通常较多。以基奥代利本人为例,他每年获得约2000欧元,与其他一些意大利高校的同职级学者所得相近。在没有额外资金来源的情况下,自己的一切科研活动支出都来自这笔个人经费,能用于支付APC的份额显然十分有限。基奥代利说,如果发达国家的许多科研人员都负担不起昂贵的APC,发展中国家科研人员的处境想必更为艰难。
发展中国家学者难以负担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科研人员而言,为发表一篇文章花费数千甚至上万美元系难以承受之重,更不可持续。据巴西圣保罗大学生物化学系教授艾丽西亚·朱莉安娜·科瓦托夫斯基(Alicia Juliana Kowaltowski)等人介绍,4000美元/篇左右的APC被视为“正常价格”,而巴西联邦政府提供的两年期科研经费上限在5640—22560美元,具体金额取决于申请者的研究经验。巴西最“慷慨”的科研资助机构,是圣保罗州州立的圣保罗研究基金会,但即便是该基金会提供的科研经费,一般也不超过每年30000美元。而且,这个数额覆盖研究所需的一切设备、耗材、服务,APC只是其中一项。
当然,如果科研成果发表全部转移到OA形式,目前用于订阅期刊的投资可以用来支付APC。但是,在巴西,期刊订阅费是由“CAPES期刊门户”负责的。它是巴西的国家科技电子图书馆联盟,提供学术著作、期刊、科研数据库的访问权限。该机构2021年预算约为7500万美元,其中约5250万美元可能被用于购买科学文献全文获取权限。巴西学术界每年大约发表56000篇期刊论文,即便上述5250万美元全部用于支付论文发表相关费用,每篇论文的平均APC也不能超过1000美元。而且,这样做还会损失专著等其他形式文献的全文获取权限。
巴西的情况并非例外。智利美洲大学主管研究的副校长厄尔文·克劳斯科普夫(Erwin Krauskopf)表示,APC并不容易在智利推广,因为大多数智利高校没有OA预算。有些期刊的发表费用高昂,对资金不足的学者的研究能力构成损害。根据克劳斯科普夫的研究,2019年刊发并收录于全球科学引文数据库“科学网”的论文中,有15051篇至少有一名作者任职于智利科研机构,其中有6776篇OA论文。65.4%的OA论文支付了APC,总计花费约913万美元。APC支出中的79%被付给了商业出版社,包括约翰·威立、爱思唯尔、施普林格在内的五家商业出版社收取的APC占总额的52%。智利国家研究与发展局将于2021年底前实行首个国家性OA政策,有学者担心该政策将对图书馆联盟实施预算限制,影响联盟继续为科研机构提供有付费墙的文献的获取权限。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疗官员朱丽叶·内比昂加-奥勒姆(Juliet Nabyonga-Orem)等人表示,APC羁绊了非洲科研进步。世卫组织2018年的数据显示,非洲国家获得的科研资金仅占全球的0.65%。由于本地性的科研资助计划一直难以持续,非洲科研人员经常需要自筹经费开展研究或参与国际合作,但外国资助的研究对于非洲而言,往往价值有限或存在剥削性。在这种处境下,非洲学者常常不得不自费支付APC。然而,对比科研人员的工资,APC可谓一笔“巨款”。南非是科研人员工资最高的非洲国家,但南非学者的工资也仅为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同行的45%—60%。在加纳、塞拉利昂、赞比亚等一些非洲国家,最高级别的医学专家兼研究者的平均月薪只有两三千美元,仅一篇论文的APC就可能耗尽他们数月的工资。
过高发表费伤害科研包容性
对于APC带来的经济压力,出版机构的APC减免政策是解决方案之一。如果一篇文章的通讯作者来自中低收入地区/国家(以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相关指标为依据),即可申请免交APC或享受折扣(最多50%)。不过,APC减免只能解决部分问题。科瓦托夫斯基对本报记者说,拉美科研产出“重镇”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不属于世行标准下的中低收入经济体,这些国家的作者不能享受APC自动减免的优惠,但他们的科研经费条件确实普遍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换言之,他们实际上“太穷”,以至于难以发表文章;但他们又会被出版机构认定为“太富”,以至于不具备APC减免资格。中高收入国家作者可以在投稿被接受后以个人名义申请APC减免并证明确有需求。然而,科瓦托夫斯基及同事们的亲身体会是,个人申请APC减免费时费力,且大多数情况下徒劳无功。复杂、障碍重重的申请流程,看起来就是为了使申请者望而却步,最终口惠而实不至。即使申请成功,折扣力度往往也很小。另外,APC全额减免政策时常形同虚设。世行定义的低收入国家(如阿富汗、埃塞俄比亚、苏丹)处在极为艰难的境地,科研产出微乎其微,成果发表就更无从谈起。
在基奥代利看来,APC关乎发表伦理问题,“纵容”APC制度对整个学术体系有害。首先,APC给缺少科研经费的作者制造了壁垒,如年轻/职业起步期学者、工作性质不稳定的学者、来自资金不充裕的科研机构或非发达经济体的科研人员。这将加剧学术界分层化。其次,对出版方来说,APC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这可能驱使它们为获利而降低标准、刊发尽可能多的投稿,APC文章的发表周期很短,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点。放松对科研成果发表的质量控制,将对科学研究的正当性、可信性构成威胁。期刊发文过多、筛选不严格无益于严肃的科研活动。例如,可持续研究领域的一家跨学科OA期刊2020年刊发约10500篇文章,读者从海量文章中识别该领域的最新趋势和动态、重大进展实非易事。科瓦托夫斯基谈到,包括她在内的一批发展中国家学者对开放存取现状感到非常担忧。出版机构正在快速转向付费发表模式,发展中国家科研人员可能因经济能力不足而被排斥在学术主流之外。APC不仅高昂,而且上涨迅速,超过通货膨胀速度。如果当前的态势持续下去,有些科研人员也许几个月后就无法承担发表费用了。然而,出版机构并未就APC为何如此高昂、为何涨价如此快作出合理解释。人们很难理解,既然研究本身由申请到科研资金的作者完成,文章质量由无薪的同行评议员把关,出版机构只是将文章“加工处理”并放到网上,APC如此高昂的理由何在?
科瓦托夫斯基认为,科学界在推广开放存取过程中忽视了公平定价和学术出版行业利润过高问题,这会伤害科研包容性。如果发展中国家学者负担不起在全球拥有大量读者的高质量期刊上发表科研成果的费用,他们将变得比现在更加“透明”。她说,随着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注意到这个现象并在期刊上发文探讨,发达国家学术界也逐渐认识到全力推广开放存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有必要担心这种意识的传播速度远远落后于APC的涨价速度。
科瓦托夫斯基强调,如果开放存取运动不以更加全面的学术出版改革为前提,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科学的可及性,无助于维护科研包容性。为避免开放存取成为一种经济壁垒,必须采取旨在真正促进包容性的举措。科学界必须确保学术出版的公平,国家性科研资助机构联盟可以收集并分析出版机构的预算,与估算的出版成本进行对比,设定一个公平价格上限。在个人层面,科研人员应优先选择向本学科的学术性团体主编的期刊投稿,保证至少有部分出版利润回归学术界,特别是应支持非商业性的钻石/白金OA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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