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符号学在学术研究、对外交流、成果推广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近年来，处于国际舞台上的中国符号学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动态？研究中国符号学的海外学者有怎样独特的经历与见闻？如何更好地在中国本土学者与海外学者之间搭建符号学研究的桥梁？针对上述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中国符号学发展势头良好

　　近年来，中国符号学研究在文化理论创新方面亮点频现。意大利都灵大学哲学系教授马西莫·莱昂内（Massimo Leone）注意到，中国符号学研究者关注文学、艺术、物质文化、广告、媒体、虚拟世界等话题，并对当前中国在世界文化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莱昂内告诉记者，中国符号学继承发扬了中国历史上有关语言、含义、符号和意指研究的悠久传统，也吸收了西方的理论和学术传统，并将二者加以融合。

　　符号学在中国蓬勃发展，是世界各国符号学学者支持并喜闻乐见的。加拿大瑞尔森大学语言文学与文化系副教授毕哲明（Jamin Pelkey）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的哲学、语言学、文艺理论和媒体文化领域的学者正在积极推动符号学理论与应用的发展，而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开始关注符号学研究。更令人鼓舞的是，在中国符号学研究者和学术机构间，具有互相关联的网络和支持机制。例如，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五所高校创立了中国符号学基地联盟。

　　中西符号学文本具有互文性

　　爱沙尼亚塔林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熊古思（Margus Ott）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文本翻译是符号学研究工作中的重要环节，他已经将大量中国古籍文本和西方哲学文本翻译成爱沙尼亚语。他的爱沙尼亚语新著《音乐与变革》即将出版，该书围绕中国的《乐记》和《系辞》展开，具体内容包括两本典籍中部分内容的爱沙尼亚语译文、其他一些中国音乐和占卜历史的资料，以及对上述文本的哲学与历史分析。

　　毕哲明的研究工作同样包括中西哲学比较。他发现，早期的中国道家思想中就出现了对矛盾概念的探究。道家的有用无用之辩，又与实用主义符号学关注的问题不谋而合。道家囊括了符号学研究的不同探索模式，值得西方符号学学者深入研究。

　　毕哲明提出，对于更具体的符号学问题，中国的文本同样可以起到“照明灯”的作用。例如，《道德经》中“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这段内容，描述了有与无之间对立统一关系，能够让美国人类学家特伦斯·迪肯（Terrence Deacon）笔下有关“缺失”和“限定”概念的论证更加明晰。再如，庄子的《齐物论》有助于阐明美国哲学家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ierce）的形式符号学理论及其与实用主义哲学思想间的关系。同时，他认为，将庄子的文本与皮尔斯思想体系相结合，有助于更好地解读个人福祉和他人福祉之间的关系。此外，中国符号学学者关于精神文化符号学的学术成果不容小觑。

　　莱昂内告诉记者，他希望能为中西方之间文化与智识的对话作出自己的贡献。他的研究方向包括符号学一般理论、文化符号学、视觉符号学、宗教符号学，以及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数字文化符号学和人工智能符号学。他的一些著作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其中包括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无意味——后物质时代的意义消减》和《宗教的文化符号学》。

　　从中国符号学中汲取更多养分

　　西方的符号学研究者应加深对中国符号学的了解和认识。在毕哲明看来，尽管正式的符号学研究在中国起步相对较晚，但对符号与含义研究展现出的符号学意识和符号学取向，早在《易经》等先秦哲学著作中就已出现。然而，到目前为止，东西方关于符号和含义的本质的对话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片面的。相比西方符号学学者对中国符号学思想的研究，中国的符号学学者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研究表现出了更开放的心态和更强烈的研究意愿。这种不对称令人遗憾，因为西方符号学学者努力去定义、发展和整合的概念、理论和学派，都可以从中国符号学研究中获取新的见解、观点。毕哲明认为，更多的西方符号学学者意识到应该学习并在研究中融合中国符号学思想的益处，这只是时间问题。他们对中国符号学思想增进认识并加以整合，是必然会发生的。

　　莱昂内在采访中表示，中西方学者之间增进相互理解十分重要。西方符号学学者应更加努力地去熟悉中国的哲学、语言理论、艺术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等方面的经典著作，中国符号学学者要继承和发扬优秀学术传统，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项目。他认为，中国的符号学研究潜力无穷，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都致力于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不凡的成绩。植根于中国学术的崭新的符号学传统正在形成，年轻学者不断涌现，他们将对符号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符号学在中国有着光明的未来。

　　熊古思认为，学者要加强对不同思想体系的学习。从事符号学和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要主动增进对西方之外的符号学传统的了解，同时必须保持“人类学意义上的开放性”。中西学术界在某些方面有很大差别，理解对方语境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