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雍文远（1916—2021），四川渠县人。193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经济系，1945年毕业于南开经济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47年赴美留学，次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国立上海商学院教授、院务委员会委员，上海财经学院教授、系主任。1958年转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研究室主任。1987年起，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先后培养了多位博士研究生。1989年、1995年先后出访美国、俄罗斯。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8年，获上海市学术贡献奖（终身成就奖）。曾任上海市经济学会名誉会长。2021年1月13日，雍文远先生溘然长逝，享年105岁。
雍文远长期从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提出了诸多创新思想，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在其研究生涯中，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雍文远曾先后参加《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编写，主编《经济学辞典政治经济学卷》。其他主要论著（包括主编和合著）有：《借贷资本、利息和货币流通》《论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社会必要产品论》《双重运行机制论》等。他的一生，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求索的一生。
开展社会实践 启蒙学术人生
1916年10月，雍文远出生于四川省渠县。1937年11月考入重庆中央大学经济系，在这里，他开启了钻研经济学理论的学术人生，也书写下了献身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第一篇章。1939年，雍文远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还积极参与了重庆市沙磁区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1943年8月，雍文远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的南开经济研究所。
1947年秋，抱着亲身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情况的愿望，雍文远远渡重洋前往美国，在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就学。其间，他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孜孜不倦地阅读了英文版的《资本论》《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1949年1月，雍文远学成归国，回到了上海，在国立上海商学院任教授。1950年，上海商学院改为上海财经学院后，雍文远被聘为总务处主任，其间还兼任财政金融系主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等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大学课堂里还未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遂沿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研读和教学过程中，年仅33岁的雍文远发现，这一版本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部分的矛盾分析尚为透彻，而社会主义部分阐述却平铺直叙，对于当时中国实际经济实践缺乏理论指导意义。就此，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和中期，雍文远深入社会一线，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活动，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符合中国经济实际的学术理论，并发表了一系列经济学学术论文。
1958年，在全国院校调整中，雍文远转入全国首家专门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同年，在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一周年之际，雍文远撰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启示》，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任务、研究方法，都应依据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来一番彻底改造。这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中的矛盾分析法来改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早想法。
50年代末，以雍文远为组长的调查组奔赴浙江农村调查经济问题，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一手资料。在调研报告中，雍文远团队阐述了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提出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社会产生的重要调节作用，亦为他撰写《社会必要产品论》著作积累了重要素材。
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重要指示，政治经济学界开展了以重新认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作用的调研与讨论。1959年1月，雍文远与同事们一起深入工业、农业、商业部门，展开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调研，写出了相关的调查报告。1959年4月，雍文远在上海参加全国第一次经济理论研讨会，集中讨论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雍文远针对当时把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只局限于私有制条件下自发地发生的论点，阐明了他在实践中形成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分析，这一不同凡响的学术论点在国内产生了积极影响。
符合国情实际 编写理论教材
1958年，中宣部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召开各省市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编写会议，要求突破苏联教科书的传统理论框架，总结和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编写适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特点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
1959年11月，中宣部召开各省市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编写会议，提出了突破政治经济学原有教科书中不符合我国国情的传统理论框架，总结和反映我国自己的革命和建设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指导思想。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上海成立了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组，组织了姚耐、雍文远、蒋学模、苏绍智等上海部分经济理论工作者，集体编写了《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1961年9月，由姚耐、雍文远、蒋学模、苏绍智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成为华东地区高校文科政治经济学教材。这是一本力图结合我国实际来探索和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凝聚了包括雍文远在内的老一辈理论工作者从实践中去探索和把握中国经济建设的艰辛努力。这也是新中国自行编写并正式出版和公开发行的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广泛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所引发的理论探索，对于雍文远形成自己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基本看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在孙冶方的带领下，雍文远还参加了对上海国棉一厂的调研，发现了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诸多弊端。基于这些调查，雍文远撰写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可贵探索》一文。他曾表示，调研时期对其学术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它使其看清了搞社会主义不能只有一股热情，还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尊重科学。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这一号召调动了各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也激发了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展科学研究的热情。在改革开放政策推动的社会思潮引领下，雍文远撰写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和《在资本主义文化成就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两篇论文，充分表达了生产落后与社会主义绝不相容，要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界限，不应拒绝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好的管理经验，要在资本主义文化成就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
1979年至1980年前后，社会生产大发展的客观要求，冲破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单一结构的束缚，出现了个体所有制和私营经济。为了从理论上阐明这种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层次所有制结构，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多层次结构相适应，1981年，雍文远、罗宗撰写了《从所有制结构看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一文，提出中国出现的个体所有制和私营经济现象并不是退回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是正确地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续还必须经过中级阶段，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这是我国理论界较早论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章，也为以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写提供了发展阶段的依据。之后，他又撰写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一文，分析了这一基本矛盾和它的多种表现形式以及其中的主要矛盾，认为必须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才能推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继续向前发展。
对雍文远深入实践和勇于探索的治学精神，老同事、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原馆长沈祖炜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给予了生动描述：雍文远先生是一位严谨治学学者。他有着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强烈使命感，在政治经济学学科领域建树众多，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科研成果。学习传承和发扬雍文远的治学精神，就要把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探索继续推向前进，这就是我们对雍文远先生最好的纪念。
创新理论成果 勇攀学术高峰
1980年伊始，深深感悟改革开放带给经济学理论春天的雍文远，虽已年满64岁，却仍然激情满怀，立志要编写一本旨在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对旧的理论体系有所突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1983年3月，在国务院全国经济学科规划小组召开的规划会议上，雍文远提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被列为全国“六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也是经济理论领域拨乱反正中的重大项目。雍文远将他所在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主要力量李鸿江、袁恩桢等资深专家，以及一批中青年科研人员组成课题组，投入此项研究。
与20世纪50年代末雍文远参与编写社会主义经济学教材不同的是，随着中国的实践与发展、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经济学理论得到了进一步深化。随后，雍文远首次提出“社会必要产品”的新观点，并在理论上进一步系统化，形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范畴（商品）、主体经济范畴（资金）、基本经济范畴（社会必要产品，即“V+M”，劳动者所得和剩余产品价值）等核心理论，进而以再生产过程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架构体系。
雍文远及其课题组确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范畴即商品、主体经济范畴即资金、基本经济范畴与运转核心即社会必要产品这三大经济范畴，就为整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生产过程、资金循环周转和核算、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社会主义分配、社会主义消费、对外经济关系、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都显现了三大经济范畴的运行脉络。
雍文远提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经济范畴，不仅在当时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为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打下了理论基础，就是在当下，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上海市经济学会原会长袁恩桢研究员对记者这样表述：“《社会必要产品论》是雍文远先生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这一成果所构建的全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往后的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这一著作的观点和理论体系赋有生命力，不仅具有现实价值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社会必要产品论》中诸如经济效益、技术进步、生产力配置、经济区、微观搞活与宏观调控、国际分工与国际价值、经济增长与经济最优化等新情况和新问题是以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都较少涉及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建文研究员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社会必要产品论》所提出的创新理论观点和理论体系蕴含着时代价值。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周建明研究员翻开书页展示了《社会必要产品论》的导言部分，我们看到雍文远先生引用了恩格斯这样一段话：“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导言中接着又进一步提出：“当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要解决这一或那一问题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说，一刻也不能没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思维。”周建明表示，从中，我们看到了雍文远先生作为一名经济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满满的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度的责任感。
《社会必要产品论》这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是雍文远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成为雍文远的代表作之一。1985年12月，雍文远主编的《社会必要产品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雍文远及其研究团队最主要的学术研究成果，该著作1987年获得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
培养优秀人才 传承精神财富
在完成《社会必要产品论》后，雍文远作为课题组负责人又承接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第七个五年规划的重点课题，在《社会必要产品论》的基础上开展了运行机制的研究。1990年，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双重运行机制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再探索》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社会必要产品论》的继续和深化，该书进一步回答了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各经济主体的相互联系与运行方式，提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无论是经济主体的动力机制还是调节机制都是双重性的，即自觉的计划机制与自发的市场机制这双重经济机制的共同作用。该研究成果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运行状况，特别是对把握经济运行的正确方向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87年起，雍文远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先后培养了多位博士研究生，为国家造就了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开艳研究员表示，雍文远先生做学问认真执着，做人低调真诚，他不仅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学术奠基人，也是研究所文化的铺垫人，更是一个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学者。多年来，雍文远“真诚做人、踏实治学”，孜孜不倦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不断求索的精神财富，将会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父辈身体力行学术探究的身影成为晚辈抹不去的记忆。雍文远长子、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雍同向记者讲述了父亲的往事：记得小时候，父亲与我们接触时话并不多，对我们子女都是非常宽容的，使我们深感父爱如山。他是一个真正有理想的人，每晚收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后，就在书房里一直看书、写作直至深夜。父亲一生中最为珍贵就是以最“真”诚意、最“真”信念追求最“真”学问。他的“真”不断地鼓励着我们，永远影响着我们。
曾在党政机关重要岗位工作过的资深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张道根研究员是雍文远的开门博士生弟子，他介绍了雍老做“真”学问的内涵。张道根说道，“往事犹在眼前，谆谆教诲铭记于心。1986年底，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参加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时初识雍老，其和蔼睿智的学术理念成为我的追寻。1987年，我决意报考雍老博士研究生并有幸成为雍老的首届博士生”。张道根表示，雍老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大家，长期潜心从事《资本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雍老不人云亦云，不心浮气躁，不追求名利，不哗众取宠，不轻易发表著述，其思考深邃、思想严谨，做真的研究、写实的文章、搞专的理论。“师从雍文远先生使我获益良多，至今时时激发我思想畅想和学问思索。”
回顾雍文远的学术研究经历，从根据1958年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指示精神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到1959年中宣部推动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再到1985年《社会必要产品论》和1990年《双重运行机制论》的出版，这些研究成果都凝结着雍文远这一代经济理论工作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艰辛努力。雍文远注重实地调研的研究传统，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治学精神，以及丰硕卓越的学术成果，永远是后辈学人学习的典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