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表示，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已经开始，全球可能正面临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避免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我们需要一场“世界复兴”或“大重构”（the Great Reset），其要素之一就是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造福社会公共利益。时至今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全球抗疫形势依旧不容乐观，世界经济仍面临巨大挑战。有学者提出，新兴技术并未对经济增长起到预期的巨大拉动作用，后疫情时代重振全球经济需要以“真正的科学”为支撑。

　　生产率增长落后于技术创新

　　21世纪进入第一个十年时，美国企业家彼得·泰尔（Peter Thiel）曾感慨，“我们想要可以飞的汽车，却得到了140个字符”。这里“140个字符”指美国社交平台“推特”当时的发文字数上限。泰尔的评论形象地揭示了一个现象：科技创新的成果被更多地用于社交娱乐，而非切实地提高生产率，进行开创性探索。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全球进入“信息时代”，知识产生、传播、应用的速度和广度显著提升，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然而大量证据显示，劳动生产率并未随之大幅提升。根据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等学者的研究，对比1995—2005年和2005—2018年两个时期，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分别下降了1.5%、1.82%、1.17%、0.86%、1.05%。生产率增速降低导致这5个国家201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减少13127美元、11936美元、7225美元、5992美元和6341美元。另据美国《华尔街时报》报道，1995—2005年美国劳动者每小时产出平均每年增加2.9%，2005—2015年增幅降至1.3%。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J. 戈登（Robert J. Gordon）在其著作《美国增长的起落》中提出，1870—1970年间，美国人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经济变革和科技创新无法复制，美国生产率增长将受到不平等、人口老龄化、联邦政府债务上升等因素的进一步阻碍。现今，创新速度似乎在加快，经济增长却在放慢。1920—1970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3.7%，生产率增速为2.8%。2006—2016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1.4%，生产率增速为1%。然而，在此10年里，美国新颁发的专利数量增幅为27.9%，超过以往（1996—2006年）的24.2%。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泰勒·科文（Tyler Cowen）在其著作《大停滞》中谈到， 17世纪以来，美国经济享用了“低垂的果实”——免费的土地、移民劳动力、强有力的新技术。过去40年里，这些果实开始消失，但人们尚未意识到技术稳定时期（technological plateau）已经到来，“果树”比人们期望的要少。

　　新技术潜能未被充分释放

　　爱尔兰科克大学经济学教授维姆·诺德（Wim Naudé）表示，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都以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大幅增长为特征，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经济体生产率增长趋于停滞且与工资增长“脱钩”，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些关键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3D打印）尚未充分发挥潜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商业化的3D打印技术未能引发本地小规模细分制造业（localized small-scale niche manufacturing）的全球革命，其应用目前为止基本上仅限于制作模具和模型；还有学者表示，3D打印技术的普及被预测却未实现。

　　物联网的潜力也未清晰地展现出来。英国工程技术学会前任主席威廉·韦伯（William Webb）在其新著《物联网神话》中谈到，目前，连接分散的物联网设备的统一标准尚不存在，也未出现某项能够将整个物联网生态系统汇聚于一处的技术。

　　在诺德看来，导致新兴技术的实际表现不如预期的一个原因是市场集中加剧。掌握新技术的前沿企业利用这一优势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阻碍了新技术的传播。据美国波士顿大学法学院技术与政策研究项目执行主任詹姆斯·E. 贝森（James E. Bessen）等学者的研究，自2000年起，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顶级企业对无形资产，尤其是软件的投资骤增，使“第二梯队”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leapfrogging）的可能性降低，市场竞争性减弱。诺德认为，软件技术的固定成本高，边际成本低，使大企业比其小型竞争对手更有可能研发出高质量产品。在高壁垒和低利润面前，许多规模较小的企业选择不采用最新技术，导致新技术传播受阻，技术领先企业和技术落后企业之间的差距扩大，技术进步的能量不足以带动总体生产率水平上升。此外，新兴数字技术的收益常常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少，尤其是当“低垂的果实”都被采摘殆尽，只剩下位置更高、更难把握的机遇时，更是如此。

　　诺德建议，对能够产生通用性技术的科学研究加大投资。数字技术是当前发展最快的技术领域之一，但该领域的大部分投资源自寻求快速回报的风险投资机构，有望取得突破性成果但需要更长研发时间的项目经常得不到投资。这一倾向可能导致一些关键产业和技术缺少前进和创新的必要资金。英国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数据显示，2003—2017年，医学设备产业的风险投资减少了50%以上，半导体、光纤通信和移动通信产业的风险投资减少的幅度更大。当前全球面临严峻的气候和环境挑战。然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11年起美国清洁技术风险投资锐减，且投资仅集中于4个大都市区。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经济学副教授米科·帕克艾伦（Mikko Packalen）对本报记者表示，近几十年来，不仅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许多经历过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也呈现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放缓的趋势。为什么新的科学思想和新技术不再像过去那样有力地驱动经济增长？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部分原因在于人们找到新想法的速度变慢了。有证据表明，当今取得科学成就的成本远高于以往。即使在发展势头依旧迅猛的领域，科研生产率也在降低。德国法兰克福高等研究院物理学研究员萨宾·霍森菲尔德（Sabine Hossenfelder）感叹“基础物理学领域现在没有任何动向”，甚至不适合用“危机”来形容，因为这个词表明科学家意识到他们的研究方法存在缺陷，变化正在发生，然而他们没有看到自我反思和觉醒。理论物理学家只是在延续他们已经做了40年的事，这个进步停滞的阶段之长久是前所未有的。

　　诺德还认为，高等教育机构是科学研究的“重镇”，然而近些年，高校科研活动受到不恰当的激励机制和教条化、形式化的行政管理制度的拖累。诺德呼吁科学界掀起一场“回归基本”的运动，通过开展实实在在的、敢于冒险的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复苏，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真正“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