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出版是科学研究和科学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学术期刊的地位尤其突出。论文发表数量、引用率、期刊影响因子等指标成为科研生产率、质量和影响力评估以及科研经费申请审核的重要参考依据。虽然这些量化的出版指标清晰可见，有助于减少学术评价中的偏见，但它也使学术出版行业对科学界产生了过大的影响力。美国西华盛顿大学环境研究系副教授马克·W.奈夫（Mark W. Neff）提醒，商业化的学术出版模式与僵化的学术评价标准相结合，会对科学进步产生负面作用。

　　大型出版商垄断学术出版市场

　　奈夫提出，聚焦于出版统计数据的科研评估政策，使少数大型出版商实现了对学术出版市场的寡头垄断，妨碍了学术“用户”获取科研成果。例如，爱思唯尔公司出版的学术期刊多达2500种，其中包括《柳叶刀》《细胞》等一批相关学科领域的旗舰期刊。根据励讯集团2019年年度报告，爱思唯尔公司收入26.37亿英镑，其中75%来自订阅费用。由该公司组织评议、编辑、刊发的学术文章数量和引用次数分别占全球的18%和26%。

　　由于励讯集团、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等几家学术出版巨头拥有足够的市场控制力，所以它们在与高校图书馆及其他机构订阅者协商时占据优势。大型出版商和内容提供商通常向订阅者提供包含数百种乃至数千种期刊的套餐，即便订阅者实际需要的期刊仅占很小一部分。订阅者也可以选择单项订阅，但价格高昂，并不能显著节约经费。为确保订阅者持续购买套餐，一些出版商还设置了“惩罚机制”：停止续订后，将无法访问此前购买过的数字内容。鉴于许多期刊仅有电子版，订阅者不得不年复一年地购买昂贵的套餐。

　　高校需要订阅大量期刊来支持教学和科研活动，出版商因此得以每年将订阅费提高5%到15%。面对不断上涨的订阅费，资金有限的高校图书馆不得不削减期刊订阅种类。面向单一学科、独立出版的套餐外期刊便成为首选，无论它们的使用率有多高。这意味着，独立期刊为了存活下去，不得不投入大出版商的“怀抱”。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出版行业日益被有限的几家大型出版集团主导，它们也由此获得了惊人利润。2014—2019年，励讯集团调整后的营业利润率均超过30%。

　　近年来，随着科研成果获取成本不断提高，科学界与学术出版行业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加剧。美国加州大学系统与爱思唯尔公司最近的一次期刊订阅合约于2018年12月31日到期，双方在协商签订新合约时产生了意见分歧。加州大学希望爱思唯尔保持每年约1100万美元的期刊订阅费不变，并为来自加州大学的论文作者提供开放存取服务。爱思唯尔同意提供一定的开放存取服务，但要在3年内多收取3000万美元的费用。2019年2月，加州大学宣布终止协商，成为美国第一个不再续订爱思唯尔旗下期刊的大学系统。欧洲科学界的行动更早。2018年，约有300家德国和瑞典学术机构暂停与爱思唯尔更新期刊订阅合约，250多家法国学术机构也因费用问题停止订阅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出版的期刊。学术内容获取成本持续上升，不仅引起高校图书馆等内容订阅者的强烈不满，一些科研资助机构也加入推动开放存取出版的潮流中。

　　学术评价过于看重出版指标

　　除了大型出版商对学术出版市场的强力控制，不恰当的科研评估政策也使科学成为出版的“俘虏”。这方面的问题在墨西哥格外明显，因为该国对科研人员采用全国统一的学术评价标准。据奈夫介绍，20世纪80年代初，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危机时期，许多墨西哥科学家的工资不足以维持生存，不得不从事兼职以补贴收入，或外流至其他国家。为保护和挽留本国科学人才，墨西哥政府于1984年创立了国家科研人员体系（SNI），对学术资历和产出符合要求的科研人员授予一级、二级、三级或其他荣誉级别，并给予与级别相符的丰厚的免征税工资补贴。在这一体系下，墨西哥所有科研人员依学科被分配至7个领域评估委员会来接受科研评估。以负责生态学、生命科学、化学领域的评估委员会II为例，其评估标准基于“得到认可”的论文数量和引用次数。“得到认可”指论文刊发于引文数据库“科学网”收录的影响因子不低于0.5的学术期刊。这个标准看起来并不过分，但导致非英文期刊几乎全部被排除在外。换言之，墨西哥或其他拉美国家的本土期刊大部分被排除。

　　以墨西哥出版的符合同行评议等质量标准的学术期刊为例，倘若这些期刊未被“科学网”收录或不能满足影响因子最低值要求，就不符合SNI的评估标准。据奈夫统计，截至2019年，被“科学网”收录的拉美国家学术期刊有238种，其中影响因子不低于0.5的有156种。也就是说，拉美国家出版的5408种学术期刊中，达到该领域评估委员会II设置的“认可”标准的不足3%。这种情况在自然科学其他学科的SNI评估中也很常见。

　　与期刊类似，SNI评估中“得到认可”的专著必须是由“知名出版商”出版，如施普林格、爱思唯尔、泰勒-弗朗西斯、约翰威立等。这意味着拉美国家出版的学术著作很多时候无法成为SNI评估认可的科研成果。奈夫表示，SNI的学术评价政策本意是加强墨西哥的科研实力，但过度重视“国际”而轻视“国家”或“地方”，造成墨西哥学者不得不想方设法在自己难以获取的、高收费的国外期刊上发表文章。

　　重建出版与科学的良性关系

　　奈夫对本报记者表示，科研质量评估不应仅关注出版指标，还应考虑资助者希望研究产生的作用以及实现的效果。现代美国科学政策的奠基性文件，如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主任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1945年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交的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以及成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法律文书中都指出，即使是基础研究，也应以增进人类福祉（经济增长、健康改善等）为目标。学术评价机制应将此类目标纳入考量。现在，全球已有一批科研机构正在尝试新的评估模式，如要求科研人员提交影响力描述。许多科研人员参与了对社会有益的研究，但成果未必发表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他们的贡献也应得到认可。

　　推广开放存取有助于将科学从出版的制约下“解放”出来。创始于2000年的非营利性学术组织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是一项有长期发展潜力的尝试。该机构出版7种同行评议的开放存取期刊，这些期刊允许作者保留文章版权，作者、作者所属机构或资助机构通过支付一笔文章处理费来抵消同行评议管理费用、在线维护存档费用等出版成本。不过，开放存取本身并不足以扭转科学与出版之间的扭曲关系，科学家需要主动打破这种关系。至少就美国而言，许多科学政策问题是人为造成且自我加强的，科学家有责任和能力改变不良科研文化，因为许多学者既是科研工作者、论文作者，也是学术期刊编辑、同行评议、科研资助申请审批、学术人员聘用和升职考核等工作的具体实践者。

　　奈夫认为，过去几十年里，虽然大型出版商出版的学术期刊发挥了重要的知识传播作用，但科研人员、科研资助机构和纳税人不应被这些营利机构“胁迫”，满足它们不断追逐更大利润的需求。奈夫告诉记者，他已决定如非必要不再为营利性学术期刊担任评议员或向此类期刊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