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瑞士苏黎世大学科技传播学教授麦克·莎菲尔（Mike S. Sch?覿fer）和媒体与传播系研究助理尼尔斯·米德（Niels Mede）在世哲出版社旗下期刊《公众理解科学》上刊文表示，相比直接针对政治人士的民粹主义情绪，科学民粹主义（science-related populism）尚未厘清概念。他们认为，科学民粹主义指的是，对自我道德水平评价较高的普通人对被认为缺乏道德水准的知识精英产生的对立情绪。

　　部分公众对科学研究存在不信任的结果

　　莎菲尔和米德强调，科学民粹主义与其他对知识权威的挑战行为（如反智主义、阴谋论文化等）有部分重叠，但不能混淆。科学民粹主义是反科学立场的一种变体，也应与政治民粹主义区别开来。在经历了广泛的民粹主义浪潮后，这种变体可能会愈发重要。他们表示，相比政治民粹主义，科学民粹主义可能出现在个人和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涵盖高度政治化的话题（如气候变化）以及与政治不直接相关的话题（如营养），其复杂性不可小觑。

　　民意调查、实验、访谈、话语分析等方法展开的研究都表明，相当一部分公众对科学研究存在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体现在气候变化、疫苗接种、物理治疗等多种话题上。民粹主义与反科学立场很可能存在联系。有研究发现，民粹主义政党支持者对高校的信任度较低。例如，美国民粹主义政治人士的支持者“更相信普通人的智慧而不是专家和知识分子的观点”。在民粹主义者的世界观里，专业知识是可疑的。

　　但是，有关民粹主义与知识生产及传播的关系还未得到充分的系统性研究。莎菲尔和米德认为，学界尚未仔细论证一个与政治民粹主义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关键性区别的特定现象——科学民粹主义是否已经兴起。

　　评估流行程度与影响力

　　莎菲尔和米德表示，科学民粹主义与政治民粹主义都是大众与精英之间的“对垒”。不过，由于科学民粹主义是在科学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范围内产生，因此这一概念必须从认识论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经济或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因此，科学民粹主义所建构的核心行动者分别是“有道德的普通人”和具有知识权威的人。

　　在科学民粹主义概念中，“有道德的普通人”的特性是对常识、日常经验乃至直觉的依赖，常识推理是他们认为的最合理甚至唯一合理的思维模式。常识反映了普通人之间共享的道理，因而加强了群体同质性。在科学民粹主义者的理想中，科学不会通过非自然的创新（如基因技术）和设想（如气候科学）扰乱生活秩序。而知识精英则是包括政治精英在内的社会精英的一个子集，拥有知识权威并能利用高校和科研机构等组织参与科学相关决策，包括科学议程、研究方法、出版物等。同时，与其他形式的民粹主义类似，知识精英被描述为脱离普通人生活和需求、不值得信任的人。

　　在科学民粹主义认知中，“有道德的普通人”应拥有的权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学领域的决策权力。例如，有科学民粹主义者认为，具备合法性的科学研究必须立即为纳税人带来回报。二是定义真理的权力，即拒绝服从科学权威。他们认为，科学家的知识生产方式依赖于象牙塔式的理论、脱离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和观点，而定义真理的合法主体必须是普罗大众。

　　莎菲尔和米德表示，未来，开展有关科学民粹主义的实证研究，评估其在不同国家或社会群体中的流行程度，研究其背后的社会人口学因素或态度驱动因素，以及这种倾向对人们在认知、情感、行为等维度上的影响，将对科学知识的大众传播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