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澳大利亚网站“撤回观察”（Retraction Watch，追踪学术期刊撤稿信息的网站）首次将该国的科研不端行为整理成数据库。数据显示，在过去20年里，有247篇含澳大利亚作者的论文被期刊撤回，其中不乏来自最负声誉的高校的研究。学者纷纷表示，科研不端行为严重影响了科研质量和公众对科学研究的信任，必须进一步完善学术诚信保护方法。

　　学术不端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客座教授加文·穆迪（Gavin Moodie）称，澳大利亚作者的论文撤稿数量占了该网站报告的所有撤稿数量的1.2%。论文撤稿的普遍原因包括结论重复、结果或分析有误、剽窃，此外还有数据造假等。当然，也有一些相对不太严重的原因，如将论文的错误版本发布在网站上，在发现之后及时撤回并更换了正确版本。澳大利亚的论文撤稿数量从2010年的一年25篇，下降到2017、2018年的平均每年11篇，但穆迪认为这并不能表明形势在好转。其原因是，在所有已发表的有瑕疵的研究成果中，可能只有一小部分被发现和撤回，有些研究问题可能在很多年后才会被发现、报道、查证。

　　澳大利亚神经科学研究所副主任西蒙·甘德维亚（Simon Gandevia）表示，200多篇论文撤稿应当引起公众的重视。他对其中涉及医疗、健康的文章尤其关注。例如，一篇关于治疗皮肤癌药物的论文被撤稿，是因为其背后数据的准确性存疑。

　　穆迪表示，学术不端的问题长期存在，且会带来严重后果。人们曾经对疫苗接种表示反对，便是受到1998年发表的一篇欺骗性论文的影响。该文章声称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疫苗与自闭症和肠疾之间存在关联。如果论文本身的质量就存在疑问，便无法基于论文的结论来制定正确的政策。此外，即便是没有作弊行为，研究的可复制性危机（replication crisis）也会打击人们对科研的整体信心。尤其是在当下，学术不端会进一步加剧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对人们采取统一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带来不利影响。

　　导致不端行为的原因各异

　　学术不端行为为何难以根除？澳大利亚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研究所副所长大卫·沃克斯（David Vaux）表示，在研究过很多科研不端案例后可以发现，研究人员面临着巨大压力，采用数据造假是一个很容易解决他们科研困境的途径。在澳大利亚，高校和研究机构等都依靠自我约束进行管理，因此很容易掩盖造假问题。沃克斯还说，让期刊撤回一篇论文尤其困难，还有很多问题论文没有被撤回，这意味着“247”这一数字只是“冰山一角”。

　　穆迪也对此表示认可。他表示，除了研究人员的学术不端，还有学生的学术不端问题，后者大多是剽窃、协议作弊（即学生支付酬劳让他人帮助自己完成学术工作）。对有不端行为的研究人员和学生而言，可能面临着相似的压力：随着社会愈发不平等，成功意味着高回报，失败的代价则是巨大的，因此他们都想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此外，学术不端现象也反映了当前大学在管理大幅增长的资源方面日趋商业化的现状。学生/教职工比率越来越高，这也让师生之间更难建立有助于阻止作弊行为的紧密关系。

　　从国家层面加强应对

　　作为对学术不端问题的回应，澳大利亚政府和学界都采取了一些举措。一些高校加强了对学术活动的监督、管理，例如使用软件来检测作弊等。澳大利亚政府在2011年成立了澳大利亚科研诚信委员会，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复核研究机构对不端行为指控的调查，进而对各机构的学术诚信政策、雇佣合同、纪律规范等进行统一整合。澳大利亚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协会、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澳大利亚大学联盟在2018年共同推出的《澳大利亚负责任研究行为准则》，为“负责任的研究行为”设定了框架。研究人员必须遵守这些行为规范，否则就会面临相应惩罚，包括职业发展受阻、失去公共资助，甚至被以犯罪行为论处。

　　但是，很多学者指出，已有的这些举措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沃克斯认为，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澳大利亚研究机构自我约束的模式。沃克斯与甘德维亚呼吁，应当从国家层面监管科研不端行为，赋权相关组织对科研人员展开调查。

　　穆迪也表示，目前保障学术诚信的传统制度建立在相对较小体系内个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专家学者在审定奖金发放和期刊投稿的过程中，也为保障学术诚信作出了巨大努力。随着高等教育全球化和研究规模不断扩大，澳大利亚需要更系统化、更严谨、更正规的审查、监管制度。这样，专家学者在审核投稿时花费的精力不会再被隐匿，而是会得到相应的回报。这些专家也可能向进一步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同时，这可能会使专家、研究人员、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加健康，彼此之间更有批判意识。

　　学者认为，尽管对研究工作整体而言，那些违反学术诚信的行为可能只是一小部分，但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人们对学术质量的信任，必须采取严厉举措维护学术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