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10—11日举行的欧洲联盟布鲁塞尔紧急峰会上，欧盟和英国双方同意将英国“脱欧”期限延至10月31日。英国“脱欧”问题是否会就此峰回路转？英国“留欧”的趋势若隐若现，能否说明欧盟体系并非人们想的那样脆弱？欧盟体系是否比疑欧者想象的更加具有韧性？针对上述问题，一些专家学者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对欧盟仍可抱有希望

　　比利时弗拉芒议会议员亚丝明·科尔巴赫（Yasmine Kherbach）表示，尽管欧盟不得不面对各种困境，但其自我恢复能力显而易见。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副研究员伊丽莎白·布劳瓦斯（Elizabeth Brawas）认为，欧盟是欧洲一体化的产物，而这种一体化程度在20世纪50年代似乎是难以想象的。欧洲煤炭和钢铁共同体在当时是一个突破，但与今天的欧盟相比，它只是一种相对温和的一体化模式。毫无疑问，当下欧洲面临非常紧张的局势，但紧张局势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她表示，“我们应该对欧盟能够实现预期目标抱有极高的期望。但我们同时应该认识到，欧洲一体化的推进，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欧洲一体化的迅速推进是一种非常态，而非常态。但欧洲人已经被这种成功宠坏了”。

　　瑞典议会议员玛格丽塔·塞德菲尔德（Margereta Cederfelt）表示，欧盟体系正面临压力，但并未崩溃。历史表明，欧洲从未受益于民粹主义。“我们需要的是在政治与社会、政客与选民之间建立信心。欧盟必须保持完整性，这意味着要进行沟通和对话。”塞德菲尔德说。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副研究员安吉洛斯·克里索格罗斯（Angelos Chryssogelos）认为，正如过去10年的治理危机所显示的那样，欧盟既有政策缺陷，也有代表性赤字。一方面，各成员国政府一直不愿意建立一套有效的共同机制来防止各种危机再次发生，从而使得欧元区的财政能力并未得到强化，一个公平、有约束力的危机救助体系也没能建立起来。另一方面，那些治标不治本的解决方案，如紧急援助、强制性的难民配额等，让各个成员国之间彼此对立。

　　不过，克里索格罗斯表示，希腊一度出现的混乱局面和英国“脱欧”的不确定前景也表明，将脱离欧盟的想法付诸实践是多么危险，这也导致多数民粹主义政党从主张退出欧盟体系，转向在成员国内部对欧盟进行批评。

　　在新环境下“重新想象”欧洲

　　科尔巴赫表示，欧盟体系内冰冷僵化的教条主义和无法应对的难民困境，导致人们对欧洲一体化进程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在她看来，无论如何，超国家的欧盟体系车轮仍然像以往一样转动。然而，欧盟的生存和发展最终将在欧盟理事会和欧洲理事会那里接受检验。她提醒说，“欧盟成员国中一些不择手段的政客，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民粹主义的崛起浪潮，将欧盟‘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原则变成‘我死以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利己主义”。

　　在科尔巴赫看来，政客的零和博弈思维迫使人们必须反思欧洲一体化的本质。英国“脱欧”应该成为此领域的研究重点。此外，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也不能忽视。因此，如果能够弘扬社会正义，让欧洲政治重新焕发魅力，不稳定因素就无法继续撼动欧洲。

　　乔治·马歇尔欧洲安全研究中心国际事务和安全研究学院院长安德鲁·A. 米克塔（Andrew A. Michta）表示，当下欧盟正处于困境之中，“双速欧洲”（更加紧密的欧元区和更加邦联化的欧盟）的理念加剧了各种问题。英国“脱欧”后，欧元区相对于非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实力差距，很可能把欧盟分为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欧洲东部和南部国家日益增长的安全担忧也可能加剧欧盟的内部不和。

　　米克塔认为，目前欧盟似乎把拯救多边主义作为其核心战略。但其实真正的挑战在于，欧盟各成员国能否就欧洲的整体目标达成一致。既然欧盟的旧愿景已经随着欧洲内部及周边环境的结构性变化而变得遥不可及，那么，当今欧洲精英面临的挑战就是在新环境下“重新想象”欧洲，其中最重要的是确保民众的支持。

　　希腊欧洲和外交政策基金会研究员艾莱妮·帕纳吉奥塔（Eleni Panagiota）表示，毫无疑问，欧盟体系需要被修复。权力和政策效果的不对称以及改革时的缩手缩脚，使欧洲公民在情感和政治上都与欧盟拉开了距离。制度调整是可行的，但需要勇气和胆量。随着欧洲各国公共财政状况的好转，是时候重新规划财政空间、重新设计医疗和教育支出方案了。一个能够解决生产效率低下问题、支持创新、为成员国提供安全网络的欧盟，可以帮助成员国解决其国内特有的制度和财政问题，以此向民众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薪资。在帕纳吉奥塔看来，经济状况一旦改善，欧盟的境遇将有所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