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们对智能手机附属功能需求的增加，智能手机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由此产生的一些非适应性使用问题及其带来的消极后果也日益凸显。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心智发展不成熟，可塑性极强，自我控制能力又较弱，更易产生非适应性智能手机使用问题，这对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会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由于智能手机使用不当形成的智能手机成瘾问题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严重污染了青少年儿童社会化发展的环境，这已不是仅通过心理咨询、心理疏导和心理治疗能够解决的问题。当智能手机成瘾这一问题上升到社会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时，就需要通过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来解决。

　　智能手机成瘾作为社会治理的“内生”社会心理问题，需要开展以人为中心的“由心而治”并实现问题“善治”的目标。智能手机成瘾的社会治理要通过社会心理研究来解决由人“心”衍生的社会问题，遵循内部与外部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思路，培育个体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从而实现智能手机成瘾的早期预防和“善治”。通过“由心而治”来实现“善治”，既需要考虑智能手机成瘾的个体内部诱因驱力，兼顾智能手机成瘾的个体外部诱因驱力，还需要站在社会管理的社会治理视角寻求智能手机成瘾治理的多元解决路径。

　　个体发展路径：从个体内部诱因驱力上为智能手机成瘾的治理提供内部和微观治理方案。从智能手机成瘾形成的诱发因素来看，包括人格特质、情绪体验、需求动机和个体认知在内的个体内部诱发因素，是智能手机成瘾的重要风险预测因素。那么，智能手机成瘾的治理也应基于上述风险预测因素来提出治理方案。以往研究认为，具有冲动型、外向型、自恋型人格和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的个体更易形成智能手机成瘾，通过一定的注意力、控制力认知训练，能够降低个体的智能手机成瘾风险。此外，正念认知训练对行为成瘾的干预也具有积极作用。正念认知训练要求个体学会积极面对问题，通过培养个体开放和接纳的态度来应对当前出现的情绪问题。研究发现，个体接受4—8周的正念认知训练，能够积极改善抑郁复发、强迫症、问题行为，以及网络成瘾和手机依赖。因而，通过正念认知训练提高个体的控制力、降低负性情绪，能够对智能手机成瘾的早期预防和后期治疗带来积极效果。此外，体育运动训练治疗和团体心理辅导在治疗网络成瘾中被广泛应用，其在一定程度上对智能手机成瘾的早期干预和后期治疗也具有积极效果。

　　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一体化路径：从个体外部诱因驱力上为智能手机成瘾的治理提供外部和宏观治理方案。在儿童青少年社会化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对个体积极人格品质、积极社会情绪和积极社会认知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而，依靠家庭教育在早期塑造青少年积极健康的人格品质、积极的社会情绪，是避免儿童青少年形成智能手机成瘾的重要途径。学校教育对青少年社交能力、自我意识、品格塑造等均有深远影响。因而，依靠学校教育培养青少年积极的社会交往能力、健康的自我意识和健康的媒介素养，构成了预防青少年形成智能手机成瘾的重要途径。社会教育是继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后，帮助青少年顺利完成社会化过程的教育形式，对青少年社会观念和社会规范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因而，转变社会教育思路，从智能手机使用的围堵向引导转变，从智能手机成瘾的矫正向预防转变，依靠社会教育的继续教育功能，塑造和培养青少年正确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规范，已成为预防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的普遍共识。

　　社会管理路径：从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为智能手机成瘾的治理提供社会治理方案。有研究者提出，社会治理可通过在政府主导下实现“共治”的柔性转变，即将已生成的社会问题（如智能手机成瘾等）放置在政府、社团或组织、公民共同参与的决策情境中，通过多方协调作出重要决策。那么，智能手机成瘾的治理便可借助非政府组织，将政府管理目标与组织目标变成人们的自觉行动，从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智能手机成瘾问题的“善治”。此外，智能手机成瘾的治理也可从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出发，设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项目评估机制。比如，政府可向第三方机构（如教育智库、心理学智库）购买智能手机成瘾治理的方案，通过政策、资金、人员、技术等方面的整合实现智能手机成瘾的共享治理模式。

　　智能手机成瘾作为社会发展衍生出的社会治理问题，已经对人们的身心发展和社会秩序的良性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揭示智能手机成瘾的诱发驱力和开展智能手机成瘾的社会治理，是实现新时代民众心理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尽管目前智能手机成瘾研究成果丰富，但在概念界定的清晰性和诱发驱力揭示的全面性，以及智能手机成瘾的预防、干预和社会治理上仍存在很多问题。为进一步实现智能手机成瘾的“善治”，今后还需在揭示智能手机成瘾的内外诱因上继续深入研究。同时，积极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智能手机成瘾治理模式，通过个人、社会、政府的多方参与实现智能手机成瘾问题的社会共治。

　　（作者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