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父母选择通过手机教养孩子，这就使得父母“手机教养”问题随之出现。父母“手机教养”貌似缩短了亲子之间的沟通距离，实际上限制了父母对孩子的言传身教，也为孩子逃避与父母的沟通提供了机会。如此会严重影响亲子关系和父母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进而损害家庭心理健康。

　　由“手机依赖”发展而来

　　“手机依赖”又称手机成瘾、问题性手机使用等，通常被定义为过度沉迷于以手机为媒介的各种活动，从而导致个体出现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受损的非物质成瘾或行为成瘾现象。手机依赖作为一种成瘾行为，必然会对手机依赖者的心理健康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加重其内化和外化的心理健康问题。研究者认为，具有手机依赖问题的个体通常承受着较大的生活和心理压力，消极被动地应对和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通过过度使用手机来逃避现实问题，从而导致其心理健康水平进一步下降。可见，父母手机依赖行为体现了其心理健康本身就存在较多问题，而手机依赖作为一种消极的应对方式，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剧父母自身的心理健康问题，导致其出现焦虑、抑郁、睡眠质量下降、人际关系受损、生活满意度下降等状况。

　　与父母手机依赖行为相关的概念是“父母低头行为”。后者强调在亲子互动过程中，父母过分关注手机而忽视孩子的行为。从本质上说，父母低头行为属于父母手机依赖行为的一种直接不良后果，与手机教养行为之间存在并列关系。二者的区别在于，父母低头行为发生在父母与孩子在一起时，而父母手机教养行为则是父母无法与孩子在一起时依赖手机对孩子进行口头教育的行为。父母低头行为表现的是父母对孩子的忽视，而父母手机教养行为表现的则是父母对孩子的关注，只不过这种通过手机表达的关注并不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教养方式。

　　选择通过手机教养孩子的父母只能借助“言传”教育孩子，而这种即时而短暂的“言传”方式就像“快餐”之于人的身体，看似可以迅速缓解饥饿，实则毫无营养，长此以往甚至会严重影响身心健康。父母通过手机通信的方式看似“直击要害”地告诉孩子应该如何为人处世，实则不过是依赖手机这一媒介，逃避了更多教养孩子的责任与义务。对于孩子而言，失去了“身教”的“言传”只是说教，其教育意义和教育效果会大打折扣。这种“快餐”式的教养方式也无法解决家庭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孩子在认识自我、调适情绪、和谐人际关系和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问题。

　　特点、成因与后果

　　相比于传统的家庭教育，手机教养以手机作为媒介，自然具有很多与传统父母教养方式不同的特点。首先，从积极方面看，手机教养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父母教养的时空距离，使得父母即使不在孩子身边，也可以对其进行指导和教育，建立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结，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发展。就消极方面而言，手机虽然可以克服物理距离鸿沟，但绝不等于没有心理距离，甚至有时无法起到有效交流的目的，更谈不上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其次，手机同时具备即时性和延迟性的特点，这使得父母既可以随时随地与孩子联系沟通，也可以因为情绪不适或感到倦怠等自身原因，主观上选择不联系孩子。显然，这在客观上也为父母逃避教养责任提供了机会。另外，由于社会和文化给予父亲和母亲在教养责任上的差异，通常母亲被认为应该承担更多的教养责任，因此，手机教养行为会受到父母性别的影响，相比父亲，母亲可能会更频繁地通过手机对孩子进行教养。最后，依据通信形式的不同，手机教养过程的实施包括短信、视频等多种形式，而不同形式的联系也会影响最终的教养效果。相比短信而言，视频的亲密性更强，可以更直接地进行交流，但反过来也会表现出父母对孩子更强的控制意图；而与视频相比，短信的灵活性更强，能够避免过度的情绪化表达或者对抗性。但无论哪种形式，都无法与亲身教养的教育效果相提并论，正所谓“千教万教不如身教”。

　　父母手机教养行为之所以日益普遍和流行，或许更多与父母的个体因素有关。第一，人格特征。与人际交往密切相关的内向、外向人格特质可能是影响父母手机教养行为的重要因素。外向型父母更愿意与孩子进行交流并建立情感联系，更频繁地和孩子互发消息或视频交流，并对其进行言语上的教育。第二，教养压力。在父母与孩子之间，不仅孩子需要父母的帮助与支持，父母也需要孩子来满足他们对自身的认同以及归属感的需要。因此，为了满足父母自身的需要，缓解父母的教养责任所带来的多重压力，很多时候父母依赖手机教养孩子是出于对自己无法陪伴在孩子身边的焦虑、担忧、愧疚和自责。实际上，手机教养更像是一种“安慰剂”，并不能在本质上解决问题，它既不能把父母带到孩子身边，也无法让原本可能就相对疏远的亲子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属于一种消极的压力应对方式。第三，生活压力。当父母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经济收入或社会经济地位的胁迫时，很可能会通过依赖手机来逃避问题、缓解压力。手机教养作为父母手机依赖的一种重要形式，可以帮助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社会地位下降的父母，加深自己的父母身份认同，从而改善自己的心理感受，缓解生活压力，属于一种策略性的应对机制。

　　父母手机教养作为一种高科技时代的产物，为家庭教育的展开提供了新途径、新方式。但这种“快餐”式的教养方式，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起到教育惩戒作用，反而会给父母和孩子都带来长期的不利影响。比如，父母通过手机与孩子进行交流时，只能停留在言语教育和短时效益层面，很难准确地传达情绪和身体语言等信息，更可能引起错误的解读，甚至孩子会将其当成父母对自己的监视，最终影响亲子关系、家庭功能。此外，手机教养的弊端还包括父母与孩子双方的交流意愿不匹配，孩子可能根本就不想和父母交流，如果手机是唯一的交流媒介，那么逃避的机会就非常大。孩子的逃避会降低父母的身份认同，对父母的心理健康造成消极影响。可见，手机教养的出现貌似拉近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距离，实则会对家庭教育以及父母和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潜移默化而又不可逆转的危害。

　　应对与干预策略

　　家庭教育的本质是家庭生活中的“言传身教”，与其告诉孩子无数遍做人、做事的道理，不如父母的榜样教育、躬身实践。但是，如果手机教养已经发生，或者确实有某些不可抗力的存在，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卓有成效的干预措施，千方百计来减小或缓解手机教养对父母、孩子和整个家庭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社会环境因素考虑，父母与孩子分隔两地，是父母不得不通过手机进行教养的重要客观条件，但这不能成为父母选择手机教养的充分理由。如何创造条件让父母留在孩子身边，既为孩子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也可以陪在孩子身边对他们进行躬身教育，是整个社会都需要考虑的。对于那些不得不外出打工的父母，政府也应提供更多的保护措施，保障流动儿童的教育资源，使父母们有能力、有条件、有信心将孩子带在自己身边，对其进行更好的躬身教育、指导。

　　父母要学会缓解自身的教养压力。父母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身份，每一位父母除了是“父母”更是他们自己，其心理健康水平应受到更多关注。因此，为减少不良的手机教养行为，父母不仅需要学会正确、积极、有效的教养方式，也需要提高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父母要尽可能以“身教”参与孩子的成长过程，树立榜样作用。父母无法陪在孩子身边时，也不能过分依赖手机对孩子进行说教，不能无限制地干涉孩子的生活，更不能把教养孩子当成负担，要保持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因为父母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孩子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父母应该重视对孩子的教养，但更应该知道什么是好的教养方式；社会应该重视家庭教育，但更应该重视父母作为家庭教育实施者的心理健康。根据生态系统理论，父母是影响孩子心理健康最直接的微系统，因此，如何加强对父母的心理健康教育，亟须研究者和社会重点关注。首先，国家和政府应从政策层面重视对父母的心理健康教育，例如，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普及与父母有关的心理健康知识，加大对父母心理健康教育的宣传；在社区开办与父母心理健康教育有关的课程和培训，为父母提供学习渠道以及支持和帮助。其次，父母自身应树立心理健康意识，注重自身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转变对心理行为问题的刻板印象或污名化，当出现心理问题时及时求助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通过心理咨询、心理辅导等方式正确有效地解决所面临的心理问题。最后，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是，不仅要实现个体的心理健康，更要使个体感到幸福。对于父母来说，要想获得幸福感，需要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学会与他人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更需要掌握有效的情绪调节技巧，还需要正确处理婚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保持和谐稳定的婚姻关系。只有先成为一个心理健康并感到幸福的个体，才能最终成为合格、优秀的父母。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教育跨学科平台首席专家、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