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在学习历史、总结经验中探索出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更适合人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明形态。在数字化、智能化高速演进的今天，这一新型文明形态拓展到虚拟空间，兼容了数字文明的进程，展现了开放包容的气度，也具有了崭新的时代特征。在“人类文明新形态+数字文明”的融合发展中，算法作为重要的智能技术，同时也是新媒介技术，正通过平台媒体深刻嵌入日常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形成了独特的算法文化环境。

　　警惕计算理性无限扩张

　　算法文化形成于可计算逻辑全社会普及的过程中，是数字文明发展到智能化阶段的产物，其核心为人与万物皆可计算，指向的是计算决策一切。算法文化使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了新内涵、新特性，它在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演进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在深度媒介化趋势下，算法构成了平台社会的规则基础，从人脸识别到网上购物、从在线交友到政治选举等，人机联网的普适性计算无处不在。除平台媒体之外，越来越多的行业机构也在倚重算法决策。可以说，算法已经进入日常生活、社会秩序和人类思想方式。当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算法僭越技术身份成为一种媒介时，其内嵌的价值观、量化逻辑等将深度融入社会与文化实践，也为种种问题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如果任由算法文化中的计算理性无限扩张，将会产生一系列风险后果，严重时会影响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设成效。

　　具体而言，在社会领域，机器学习算法的高精度信息聚类，会对平台用户实施全方位、全天候的信息干预，其负面影响包括形成信息茧房、固化社会偏见、传播社会谣言等，不仅对传媒事业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也使国家精神文明建设蒙受损失。在西方国家，算法武器化已成为国家民主进程的巨大威胁。受利益团体控制的算法系统能够进行政治信息的精准投放，抹黑对手的虚假信息和仿真舆论经算法传播，产生了政治极化现象。在经济领域，拥有巨量个人信息的超级平台掌握了最先进的算法，不但会冲击现有市场秩序，并且可能突破现有制度框架，使国家信息安全和公民隐私权面临巨大风险。在日常生活领域，平台算法根据个人偏好重组社会生活，容易使人产生算法依赖。在广泛普及的算法推荐、算法排序中，算法成为影响人们的选择、想法和机会的复杂文化过程。随着人们对移动设备和算法决策系统的依赖愈发加深，一旦算法能够大规模“塑造”人们的行为，算法依赖现象将会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性征候。

　　上述复杂形势是由算法文化内含的计算理性及其易受操控的特征所导致。目前大量的讨论都是从技术监管、法律规制等角度切入来设计应对方案，但这些方案的落实均需建立在正确的科学技术文化引导之下。面对算法形成的复杂文化格局，需要把我国主流文化制度的优势发挥出来，切实将其转化为引导算法文化的效能。因此，需要从算法文化建设的高度入手，为破解上述复杂形势提供新思路。历史地看，文明的演进都是文化的积累和突破。算法文化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特征，我们需要把握其发展规律，力避其风险危害，只有借助主流文化制度引导其健康发展，才能让算法文化在有益于人类文明新形态赓续的轨道上积累和发展。具体而言，匡正算法规则，引导算法向善，让算法赋能国家治理，让人民群众共享数字文明的福祉，是算法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

　　建立健康的技术文化生态

　　对算法文化的引导最终是要解除社会性的算法依赖，建立一个健康的人机（技术）文化生态，发挥人在建设数字文明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因此，学术界和公共服务机构都应该及时行动起来，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承担责任，即在全社会普及智能媒体素养和算法素养，这也是解除技术理性危害的首要路径。算法素养即掌握过滤机制和设计选择功能的基本知识，以及了解它们对个体的影响，这可以通过对可视化工具和人机界面的定期更新来培养。算法素养需要与数字和媒体素养齐头并进，为了实现算法素养的提升，通过数字用户授权的算法审计必须得到支持和鼓励，因为它是保证过滤机制和数据之间分离的基础。从本质上说，所有影响用户信息行为和选择的基本算法设计都需要经过协商和调整。一方面，接受算法的存在也就意味着要接受算法思维的挑战；另一方面，还需要认识算法可能带来的风险，提高防范、对抗风险的能力。

　　深入研究人机伦理，建立恰当的人机关系机制。程序设计者和软件工程师应成为算法后果的第一责任人，他们的伦理意识和法律观念直接影响算法决策的价值和导向。如果他们缺乏对算法伦理含义的认识，未能在技术实践中执行法律法规，就将严重阻碍算法文化的正确发展。因此，在算法领域的程序员、有关决策者中普及伦理修养和法律意识必须提上重要议程。与此相关，还需要对政治和大数据研究的语言进行分析，考察伦理问题如何在算法代理中得到反映，以及大数据决策的个性化传播如何反映政治偏见。

　　大力倡导个体的“逆算法”实践，实现“慢生活”。让生活慢下来是对以算法为代表的“快技术”及其引发的内容与时间重组状况的“反击”。“逆算法”实践更注重的是个体见微知著的体验过程，而不是流于形式的体验仪式和急于求成的体验结果。同时，它也更强调个体亲身感受后的思考，从而与算法设定的评价体系、制定的秩序保持距离。而践行“慢生活”并不意味着降低技术的运转速度，它指向的是人应该如何让用在技术上的时间变得更有生产性。例如，可以不执着于根据算法标记的内容去完成某项活动，而是强调身体上的深度体验、精神上的深度思考以及整体性、连续性和稳态性的生活感知。这种高质量的生活感知能够弥补算法带来的碎片化、短暂化、流态化的生活体验，真正跳脱出算法限定的文化环境，去深度感知和认知世界。

　　算法文化是文化的可计算性转变。计算逻辑下的信息重组、知识再造、关系重构、机制变革、社会再连接等，为算法文化相关研究提供了广阔的问题来源与现实基础。同时，算法技术给我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智慧来应用好它，实现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和谐共生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人文社科领域反思算法文化中人与算法关系的主旨不是解构而是建构，应超越主客二元对立模式，转换理解科技（算法）的观念，并与算法构成和谐共生关系。算法时代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生产体系均发生撕裂和异变，应对这种挑战，需要理性、德性、人文、法律和制度的综合力量协同，加强对算法文化的引导与人的自由发展和谐共融，以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为数字文明提供支撑，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的可持续性提供保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的算法文化引导机制研究”（22&ZD316）、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深度媒介化时代的算法依赖与风险防范研究”（22BXW06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