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在国家战略的现实影响下，与乡村相关的传播研究正在走出边缘位置，但仍受固有的思维逻辑以及研究范式主导。如何在新的语境中重新“发现”乡村，在新的城乡关系中重建有关乡村传播的研究，是迫切而重要的议题。在此，作为方法的“乡村”成为传播研究的范式选择。超越城/乡、现代/传统等范畴并重建传播研究，是传播研究的必然选择。

　　成为问题的乡村传播研究

　　近代以来，西强我弱的国力对比使知识界普遍把西方社会作为赶超的基本范型，把“现代性”视为一套普遍的价值标准，形成西方与中国、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的二元文化对立。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家大力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但城乡的不平衡状况尚未解决。“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价值观，从价值层面固化了现实的城乡二元体制，充分体现了城市中心主义的傲慢，也体现出对乡村生活的污名化。

　　落后的乡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发展。发展与传播学遭遇的结果是，“发展传播学”这一具有浓重西方中心主义、城市中心主义以及媒介技术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成为乡村传播研究的选择，勒纳、施拉姆、罗杰斯的著作受到青睐，于是乡村传播学被认为“既是发展传播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传播学与乡村社会学交叉的一个研究领域”。其具体的学术实践表现是：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受众媒介使用调查，90年代的媒介与农民的现代化研究以及21世纪以来的媒介赋权和信息扶贫与信息赋能研究。这三个阶段组成乡村传播研究的主要线索：似乎电视普及、网络通达、文化下乡就可以解决乡村问题。这一线索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从城市看农村，或者从学者的书房观农村；二是农民被有意无意地视作需要改造甚至施舍的对象；三是把乡村视作同质化的整体，东西部的悬殊以及农村内部的差异被遮蔽忽视，乡村内部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近年来急速变化的城乡关系隐匿遁形。

　　从“城乡连续统”视野展开研究

　　立足于城乡二元结构思维的传播研究，或表现为城市本位的偏向，或流于乡村本位的浪漫主义想象。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乡关系理论已朝着城乡互动的方向发展，“城乡连续统”的观点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同。在城与乡的两级社会系统中，广泛存在着县—镇等重要节点，每个节点亦城亦乡、非城非乡，与城、村一起构成一个自洽的社会网络系统。

　　以往的城市传播或乡村传播，常常把传播置于城乡分割对立的物理空间场景中，而成为“在城市中”与“在乡村中”的传播，体现出城乡二元对立的价值预判，割断了城乡的连续性，它们所揭示的传播关系并不比所遮蔽的更多。传播研究应该把城乡视作一种沟通交流系统，在人流、生产流、商品流、信息流等“流”中再出发，从流动、连接和互动关系中重新理解乡村，重塑传播研究的景观。如此，我们“看到”的或许不再是“乡村共同体抑或乡村的善治”或“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两级建构目标，而是在一个开放的网络中，因各种“流”及传播技术、传播方式及相应的文化互动而不断变化和调整着的城乡意象。

　　以“在传播中推进农村与农户的主体性建构”为中心

　　格尔茨认为，“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被‘从什么位置看’以及‘用什么东西看’这两个因素所决定”。从城市这一位置看乡村以及用美式现代化这一框架看乡村，这一自外而内的认识论难免造成乡村主体性的缺场。

　　乡村建设正从外部的国家视角转向内源性的农民本位视角。在此语境中，研究者需融入农村的生活，在研究意识上从旁观者和俯视者向贴近者和参与者的角色转变。传播研究应以人为视野，以推进农户的主体性建构为中心，以通过传播把农民“组织起来”为旨趣，在乡村自身的生命历程、价值系统与不断调整的社会交往关系，以及农民的表达与行动中，理解乡村与农户，重建乡村与农户的主体性。相应地，乡村的文化传播研究不应在城乡“差异”中，而应从城乡的“间距”角度理解复数的文化，否则可能成为一种单向的文化认同论述，继而成为可疑的退守。

　　仅就农民的人际交往而言，由于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和社交媒介的普及，农民的关系网络表现为传统和新型两种社会网络交织状态。前者以先赋性、封闭性、内生性的同质性关系网络为主，后者以自致性、开放性、外生性和脱域性为特征的异质性关系网络为主。“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乐趣消逝，种种的焦虑和哀叹，是我们困守于乡民社会关系封闭性和城乡分割思维的产物。

　　兼顾本土化与全球化

　　梁漱溟认为，自己所倡导的乡建运动“实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乡村建设运动如果不在重建中国新社会构造上有其意义，即等于毫无意义”。换言之，梁漱溟在言说乡村的同时，亦是在言说中国。以乡村为方法，理解乡村，认识中国，进而理解世界，或是以乡村为方法的旨趣所在。

　　无论是西方传播理论，抑或乡村中国的传播景观，都是基于自身情境的“地方性知识”。借用西方传播理论对乡村经验的传播研究，或隔靴搔痒，或削足适履；过于强调乡村经验的“特色”论述，或循环于乡村中国经验的本土化表达，导致陷入乡土景象的描述，而难以推动传播理论的发展。这种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对抗与矛盾，在中西传播理论的对话中才能解决。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传播学视野中驻村干部的动员式治理与嵌入式沟通研究”（2022M05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