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欺凌是指在校园中一个或多个学生有意地、反复地对力量弱势的学生施以负面行为的现象。它不仅给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还给学校管理带来诸多困扰。因此，如何防治校园欺凌，成了一道摆在学校、家庭和社会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但是，校园欺凌研究主要着眼于“欺凌者—受害者”的二元关系，将欺凌事件狭义地视为二者互动的结果。然而，研究发现，88%的校园欺凌都有旁观者在场。他们看似与校园欺凌事件无关，却往往在欺凌事件的发展和终止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旁观者是指欺凌中目睹了暴力冲突的个体，包括保护者、局外者和强化者。保护者帮助或支持受害者，他/她们或是报告老师，或是直接冲上去阻止欺凌，让受害者不再持续地被欺负；局外者认为看到的欺凌行为与自己无关，他/她们既没有欺负他人，也没有被欺负，任由欺凌事件发展而不采取任何干预行为；而强化者则会参与、协助或煽动欺凌行为，他/她们会为欺凌者欢呼，甚至加入欺凌之中。保护者是唯一的积极角色，他/她们的挺身而出对校园欺凌的终止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而局外者虽然没有直接介入，但他/她们的袖手旁观事实上是对欺凌行为的默认，和强化者一样都会导致欺凌行为的加剧。

　　旁观者是袖手旁观还是挺身而出，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旁观者对受害者情况的判断、共情反应、责任感、自我效能和风险评估等，是旁观者对自身因素和环境因素进行评估后的结果。拉坦内（Latané）和达利（Darley）基于旁观者效应最早提出旁观者五阶段干预模型。在进行干预时，旁观者需要经历五个阶段的反应过程：第一，是否注意到突发事件；第二，是否解释为突发事件；第三，是否愿意承担救助责任；第四，是否具备提供帮助的资源；第五，是否值得伸出援手。根据五阶段干预模型，我们可以对旁观者行为进行解析，概括出影响旁观者行为的重要因素，从而可以对校园欺凌中的旁观者行为做出预测与干预。

　　共情能力：他/她需要“我”帮助吗？个体的共情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同理心，指的是个人设身处地理解他人及其感受的一种能力。个体的共情能力会影响他是否注意到欺凌事件，是否把该欺凌事件解释为突发紧急事件。

　　通常，个体的共情能力越强，就越容易与校园欺凌中的受害者产生内心的联结，感受其内心的痛苦并对其产生同情。如果旁观者共情能力较强，会认识到受害者是需要帮助的，就更可能挺身而出，在能力范围内积极地为受害者提供帮助；相反，如果旁观者共情能力较弱，意识不到欺凌事态的严重性，感受不到受害者的保护需要，就容易成为袖手旁观的局外者，甚至是煽风点火的强化者。

　　责任感：“我”应该帮助他/她吗？责任感意味着旁观者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承担保护责任。在校园欺凌中，高责任感的个体，一般都认为自己是有责任去保护受害者的，应该勇敢站出来阻止欺凌，否则内心会觉得不安。然而，责任感低的个体，则往往推脱自己的责任。他们会通过道德推脱机制来转移自己本应该承担的保护责任。比如把错误归到受害者的身上，说服自己受害者是“罪有应得”而欺凌的发生是“合理”的，于是他们能够让自己没有心理负担地袖手旁观。

　　由于校园欺凌是一个群体性事件，通常不是只有一个旁观者。当有其他旁观者出现在欺凌现场时，就会发生责任的扩散。责任扩散是指个体将责任分摊到其他旁观者的倾向。也就是说，旁观者越多，个体觉得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越少。当只有一个旁观者在场时，如果只有他/她一个人能提供帮助，他/她会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更有可能向受害者提供保护。而如果有许多旁观者在场，保护受害者的责任就由大家来分担，造成责任扩散，甚至可能连他/她自己的一份责任也意识不到，每个人都会想“这么多人，为什么是我挺身而出”。

　　校园欺凌的旁观者群体具有临时性，是在欺凌事件发生时，由目睹欺凌的个体随机形成的。但是，校园欺凌发生时，旁观者常常隶属于某个固定的群体，如班级。因此，班级欺凌规范，如班级对待欺凌的态度、班级干预欺凌的集体效能等，会对旁观者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如果班级持有强烈的反欺凌态度，期望班级成员能够表现出反欺凌行为，那么个体即使本身只有较低的责任感，也可能为了与群体保持一致，而表现出更多的保护者行为。如果班级的反欺凌规范较弱，群体成员的责任感普遍较低，那么个体在其中就有可能被群体“同化”，逐渐认为反欺凌行为“没必要”，或者担心自己的反欺凌行为会违反班级规范，于是迫于同伴压力而不敢做出保护者行为。

　　自我效能：“我”能够帮助到他/她吗？在遭遇校园欺凌时，应该为受害者提供帮助是一回事，而是否能够为受害者提供帮助却是另一回事，这取决于旁观者的干预自我效能。如果旁观者相信自己有成功解除受害者困境的能力，就更可能挺身而出做出保护者行为；如果旁观者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阻止欺凌，就会产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更可能沦为一个冷漠的局外者。因此，对于旁观者的角色选择而言，确认自己是否具有足够的应对能力和资源是非常关键的。

　　不同的应对策略也能够预测个体对旁观者的角色选择。如果个体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实施保护行为，并且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来解决当前的欺凌问题，不论是选择去报告老师还是直接冲上去反抗欺凌者，都意味着他们更倾向于成为一个保护者。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问题解决方法，个体最后也仍然可能采取逃避和忽视的策略，因为袖手旁观是最省力也是阻力最小的。

　　风险评估：他/她值得“我”帮助吗？对欺凌事件进行干预是有一定风险的。旁观者最终能否实施保护行为，除了评估自己是否具有成为保护者的能力，还会对实施保护者行为的“风险”与“收益”进行衡量。对受害者提供保护意味着个体可能获得更高的同伴地位、更多的赞赏与更深的友谊等“收益”，但同时也需要付出时间、精力等成本，甚至要为保护受害者承担被报复的“风险”。

　　旁观者如果与受害者具有良好的同伴关系，就不愿意看到好朋友受到欺负，认为自己应该要采取正面的措施来保护朋友，为此是值得的。相反，如果旁观者与受害者的关系紧张，那么旁观者会更在意付出的“风险”，一旦旁观者觉得“不值得”为了帮助受害者而冒险，就更容易做出“事不关己”的局外者行为。但是，如果他们认为保护行为可以得到老师的认可和夸奖，成为老师眼中的好学生，或者可以提高自己的同伴地位，那么他/她们也倾向于挺身而出帮助受害者，扮演保护者角色。

　　（作者单位：浙江理工大学理学院心理系；丽水学院教师教育学院）